伊朗安全体系的构建

伊朗的安全体系包括最高领袖、总统领导的行政部门及以革命卫队和军队为主的武装力量。关于国家安全的决策并非自上而下的过程，而是各种力量之间通过博弈建立共识。“制度内达成的广泛共识（通过最高领袖最终定型）构成伊朗的红线，在出现重要异议和分歧的时候仍有机会进行协商。”各种观点和力量围绕国家安全进行政策辩论和博弈的主要平台，是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

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成立于1989年，根据伊朗宪法第176条的规定，其是国家安全的最高决策机构，负有三项职能：在最高领袖确定的总体政策框架内确定国家的国防与安全政策；在国防与安全政策领域协调政治、情报、社会、文化与经济事务；为了应对内外威胁而开发国家的物质与智力资源。

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正式成员为12名，包括总统、议长、司法总监、外交部长、内政部长、情报与安全部长、武装力量总参谋长、军队司令、革命卫队司令、计划与预算组织主席以及最高领袖任命的两名代表。总统为委员会主席，委员会设一名秘书，一般由最高领袖代表担任。

伊朗武装力量包括军队、革命卫队和警察部队。伊朗军队员额约42万人。革命卫队根据霍梅尼的命令于1979年4月成立，在两伊战争期间发挥了重要作用。目前革命卫队总兵力约19万人，包括陆军、海军、空天军和圣城旅，还负责指挥“巴斯基”民兵组织。军队和革命卫队的军事指挥由武装力量总参谋部负责。警察部队隶属于内政部，于1991年4月由地方革命委员会、城市警察、乡村警察和司法警察部队合并而成，总人数约30万人。伊朗武装力量的统帅是最高领袖。

伊朗的国防和地区安全政策的核心是威慑和非对称打击。“选择以威慑为基础的消耗战，增加对手的风险和成本，而非减少自身的风险和成本。其目标是使对手遭受心理失败，从而削弱敌人的战斗意愿。”在这方面，革命卫队圣城旅（Quds Force）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主要任务是支持和动员伊朗境外的亲伊朗武装力量，特别是非国家武装行为体。在黎巴嫩，真主党在伊朗革命卫队的支持和帮助下建立和发展壮大。

1997年，苏莱曼尼被任命为圣城旅司令。在他的领导下，圣城旅完成了三个转型：从秘密特别行动机构转变为大众动员武装，从按国别划分的多个民兵组织转变为跨国什叶派军事力量，从伊朗革命卫队中的远征分队变成其内部的主导力量。两伊战争大大加强了革命卫队在伊朗国家安全中的地位和作用。而2011年开始的叙利亚内战则使革命卫队的境外作战和行动能力得到极大提升。2014年“极端组织”在伊拉克接连攻克主要城市，在革命卫队的支持下，伊拉克“民众动员力量”（Popular Mobilization Forces，PMF）建立起来，并在对抗和打击“极端组织”方面发挥了主要作用。

2020年1月，伊朗民众游行几年苏莱曼尼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2003年伊拉克战争之后，唯一能在海湾地区制衡伊朗的伊拉克被美国打垮，围绕伊朗形成了包括伊拉克什叶派力量、叙利亚、黎巴嫩真主党和巴勒斯坦部分武装组织在内的“抵抗”阵营。2004年，约旦国王阿卜杜拉提出“什叶派新月”的概念，用以描述伊朗在地区日益扩大的影响力，而与之对应的则是沙特、埃及和约旦组成的“逊尼派三角”。伊朗逐渐成为美国中东政策必须面对的最核心问题。

2011年“阿拉伯之春”爆发之后，中东地区出现三个阵营并立的格局，分别是以伊朗为核心，包括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也门、巴勒斯坦等阿拉伯亲伊朗什叶派力量组成的阵营；以土耳其、卡塔尔为核心的亲穆斯林兄弟会阵营；以及以沙特、阿联酋、以色列为核心的阵营。

什叶派跨境动员推动了亲伊朗阵营的形成。伊朗的什叶派现代伊斯兰主义和革命卫队的组织行动能力相结合，帮助伊朗在中东地区建立起盟友网络，包括黎巴嫩真主党、伊拉克民众动员力量、也门胡塞武装以及在叙利亚的多支武装力量。在中东地区的跨境盟友网络，构成伊朗威慑和非对称打击能力的重要方面，对于伊朗维护国家安全、建立地区盟友体系、在地缘战略竞争中取得优势地位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也是伊朗提升地区影响力和确立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地区大国地位的保证。

2021年8月从阿富汗撤军，是美国从中东战略收缩的明确信号。在奥巴马时期，随着“亚太再平衡”概念的提出，关于美国在中东战略收缩的看法就已经出现。美国不愿深度介入叙利亚危机，表明美国无意在中东开辟一个新的战场。特朗普政府上台后，反其道而行之，对伊朗采取“极限施压”的政策。拜登政府上台后，通过阿富汗撤军明确表达了美国中东战略收缩的决心。

美国撤军后，伊朗、土耳其、卡塔尔等中东国家在阿富汗的影响力明显扩大，以色列、阿联酋和沙特等国在阿富汗无力发挥影响，这是中东格局和力量对比的缩影，两极三方、两强一弱的战略格局进一步强化。中东战略格局的现实与美国中东战略收缩，迫使沙特、阿联酋和埃及等国在对土耳其、伊朗乃至卡塔尔政策方面不得不采取和解态度。

1979年以来，在美国的遏制与打压之下，伊朗既没有像伊拉克、利比亚那样因美国的军事打击而出现政权更迭，也没有像埃及、突尼斯那样在“阿拉伯之春”中因民众大规模抗议而政权垮台，更没有像叙利亚、也门那样陷入长期战乱。相反，伊朗保持了国内政治社会的稳定，维护了国家安全，其地区影响力不断上升，成为中东地区的一极。这种局面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是伊朗国家政治制度与安全体系构建的结果。

当地时间2024年5月19日，伊朗总统莱希（左）在“硬着陆”事件前视察大坝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伊朗国家政治制度构建包括什叶派历史文化传统、国家宪政架构与派系平衡权力格局三个核心要素，实现了什叶派传统与国家政治制度、什叶派现代伊斯兰主义与民族主义、基于历史文化传统的合法性与基于选举的合法性以及国家长期利益与民众阶段性诉求的结合。

与此同时，通过派系平衡权力格局凝聚精英与大众的政治、社会共识，进而通过安全体系的构建将之转化为国防和安全政策，伊朗将自身的国家安全与地区盟友的利益诉求加以整合，推动形成了以伊朗为中心的阵营，并将伊朗塑造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地区大国，成为中东战略格局中的一极。包括美国在内的大国在制定和实施中东政策时，都需要将这样的地区战略格局作为决策的基本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