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2016年2月13日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斯卡利亚去世，美国总统奥巴马获得了其任内第三次高法院大法官人选提名机会。然而，在共和党控制着参议院和美国总统选举临近的双重压力下，总统提名何人接替斯卡利亚成了民主、共和两党虎视眈眈的关注焦点。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选任过程为何如此倍受关注，选任过程中演绎出怎样的政治猫腻，只有梳理指导美国制衡性政治制度建立，并贯穿其中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运行的历史过程来寻找答案。

一、美国人为何重视大法官选任

大法官在美国社会中享有崇高的社会声誉，美国人非常认同学者亨利·亚伯拉罕（H. Abraham）归纳的法官选任标准，把“明显的司法气质、专业技术与能力、人格与职业上的完全正直、思维活跃敏捷清晰、具有相应的专业教育背景或受过类似训练、清楚的书面与口头交流能力”作为大法官萃选的唯一标准。相信大法官选任等于选贤任能。然而，学者基斯·威廷顿（Keith E. Whittington）与戴维·M. 奥布赖恩（David M. O’ Brine）却发现，意识形态左右着大法官任命的整个过程，大法官的选任必须权衡国会、白宫力量的对比，满足地理、宗教、种族、性别、族裔方面代表性的要求，选任神话因而成为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影响下纯粹的政治任命过程，并体现在总统、政党、利益集团和参议院运作的各个环节中。

美国当地时间2月13日,美国最高法院79岁大法官安东尼·斯卡利亚去世。

简单地说，由于信奉民主和个人自由，确信保护个人权利是政府存在首要目的；反对国家干预，主张放任自由的古典自由主义是美国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而通过为政治过程提供社会氛围，指导对自身利益的理解，将政治过程合法化是意识形态最重要的功能。当历史上殖民者为“寻求更好生活”，与宗主国利益发生碰撞时，意识形态将分离主义运动和立国后的制度设计予以合法化，针对事关殖民地及其移民在宗主国国内的政治地位、独立后联邦、州、地方及公民权利的法律问题。以“无代表即无纳税”的社会契约理论向宗主国开战，以取法洛克的“有限政府”思想，套用孟德斯鸠“三权分立”理论设计制衡性政治制度，在此过程中，法治成为了美国意识形态和以宪法为主要内容的制衡制度的组成部分，在此条件下，各利益集团需要通过影响大法官选任过程，夺取制衡性制度中相对独立的司法权，凭借大法官超然的仲裁者形象，掌控宪法解释权，以“法治”的方式，将自身的意识形态上升到支配地位，服务于政治，大法官选任因而成为美国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内容，大法官的选任也成为意识形态内容支配下的政治博弈过程。

二、影响大法官选任的意识形态规律

古典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接受了凯恩斯经济学说和福利国家目标后被称为自由主义，古典自由主义则被称为保守主义。意识形态博弈就是随着各政治势力力量对比变化在自由与保守之间摆动的过程。而意识形态的历史内容决定着大法官选任的价值取向，意识形态光谱摆动强度影响大法官选任结果与法院政治方向，大法官选任中的意识形态因素受制于制衡性政治制度允许范围也成为意识形态因素影响大法官选任过程的规律。

就第一层次而言，立国之初至内战结束，由于美国古典自由主义光谱上的博弈，表现为州权与联邦权力分配的争斗。联邦党人挑选约翰·马歇尔（John Marshall）出任大法官，因为“他完全同意联邦党人建立一个强大法院的主张，对民主共和党人（杰弗逊派）有关法院无权过问行政的论点深恶痛绝”。而当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光谱增加了国家干预及福利国家目标内容后，意识形态斗争就表现为自由放任与国家干预的纠缠。因为支持新政，雨果·布莱克（Hugo Black）的三K党人背景和新政谋士法兰克福（Felix Frankfurter）“赤色分子、大学教授、没有司法经验”的提名障碍都未影响罗斯福的提名考虑和参议院的批准。同样，既要面对保守的南方民主党人控制的参议院，又要迎合方兴未艾的民权运动思潮和反共反苏情绪。艾森豪威尔不得不提出被提名人要满足法律资质过硬，“品质高尚”、“走中间路线”、非“左翼”、特别认同后新政时期的宪政法理学、道德上完美无瑕、不能被看作总统的政治同伙或密友、首席大法官人选还要具有管理最高法院与促进司法共识能力等苛刻的遴选要求，也是时代需要“自由派两党联盟而非保守派两党联盟”的意识形态条件所致。

就意识形态光谱摆动强度影响大法官选任结果与法院政治方向而言，新政后，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光谱大幅摆向国家干预和福利国家一端，20世纪50-70年代出任大法官的厄尔·沃伦（Earl Warren）、威廉·布伦南（William J. Brennan）、瑟古德·马歇尔（Thurgood Marshall）、威廉·道格拉斯（William Douglas）与哈里·布莱克门（Harry Blackmun）等人形成了以自由派为核心的马歇尔法院、沃伦法院，在废除种族隔离，扩大言论自由、保障犯罪嫌疑人权益等方面不断突破。即使保守派沃伦·伯格出任首席大法官后，最高法院针对“罗伊诉韦德”案依然做出了维护妇女堕胎权利这一划时代的判决，甚至做出过中止国内死刑执行的裁定。

相反，当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意识形态光谱开始摆向保守主义一端时，经济领域中“小政府、低税收”反对政府干预和社会文化领域内基督教保守主义的个人道德规范深刻地影响着大法官的选任过程。1980年当选的里根主张减税，削减联邦政府权力，但对于基督教保守主义的个人道德规范兴趣不大。因此，其两届任期内先后提名的威廉·伦奎斯特（William Rehnquist，首席大法官）、桑德拉·戴·奥康纳（Sandra Day O'Connor）、安东宁·斯卡利亚（Antonin Scalia）、安东尼·肯尼迪（Anthony Kennedy）和老布什上台后提名的戴维·苏特（David Souter）、克拉伦斯·托马斯（Clarence Thomas）组成了共和党人保守派占据多数的伦奎斯特法院。他们在美国诉洛佩兹案等一系列案件中宣布国会立法违宪，大大制约了联邦政府对州权的干预。同里根、老布什漠视堕胎、同性恋议题倾向高度相关。伦奎斯特法院的7名共和党大法官中，奥康纳、肯尼迪、苏特3人反对推翻罗伊诉韦德案的判决。

在保守主义意识形态占据优势，意识形态光谱摆向更为保守的一端的条件下。最高法院2000年以判决的方式将小布什送入白宫，又成为意识形态影响最高法院政治方向的典型案例。然而，随着新保守主义遭受挫败，最高法院的意识形态光谱开始左移。甚至出现了3：4：2的投票记录，呈现出自由化的态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