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反，艾森豪威尔为在此问题上避嫌，表面上除制定选任原则与最后把关外，对大法官选任的办理过程置身事外，暗地却承诺任命前加利福尼亚州州长厄尔·沃伦为首席大法官。就是考虑到府院分立的条件下，沃伦意识形态色彩温和具有跨党派威望，在参议院通过提名的可能性大。参议院南方派民主党人虽极不情愿，在短暂地拖延后也批准了任命。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克林顿任上，民主党大法官怀特（Byron White）在克林顿就职后不久即告退休，由于民主党牢牢地掌控着参议院，克林顿非常希望任命一位“可以依靠的实用主义政治家（作为大法官）为堕胎政策辩护”。但由于堕胎议题的意识形态色彩如此强烈，没有一位克林顿满意的政治家愿意为此放弃政治生涯，而克林顿已经在医疗改革法案和性丑闻问题上陷入困境，也不可能在此事上冒险，于是金斯伯格（Ruth Bader Ginsburg）——一位既有担任上诉法官经历，又在20世纪70年代从事过美国公民自由联盟（ACLU）工作的女性得到提名。并“无风无浪地通过了提名”。金斯伯格提名通过几个月后，布莱克门退休，克林顿再次试图任命一名著名政治家出任大法官，但参议院多数党领袖乔治·米歇尔（George Mitchell）害怕批准程序会使民主党雄心勃勃的立法计划陷入危机，劝告克林顿做出了政治上的安全选择，提名斯蒂芬·布雷耶（Stephen Breyer）作为大法官人选，同样平静地获得批准。

通过立法手段改变大法官选任的相关规则，是强化参议院多数党意识形态因素影响大法官选任过程的手段，而制衡性政治制度的设计与运作决定了任何利益集团难以绝对垄断整个选任过程，因此，如果被提名人的意识形态色彩过于浓重，就会显著增加获得参议院同意的难度，即使获得多数参议员支持，得益于规则的修改，也可能挫败于参议院的阻挠议事规则。

四、奥巴马提名的前景

历史上，意识形态深刻地影响着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选任过程，不仅作用于总统、政党、利益集团和参议院运作的各个环节之中，而且通过相互作用综合影响着大法官的选任过程，博克提名案清晰地反映出这一点。1987年，在堕胎、肯定性行动与其他有争议的问题上经常投下关键性第五票的大法官鲍威尔（Lewis F. Powell, Jr.）退休。这一至关重要的空缺立刻引起共和、民主两党的迫切关注。而期望“最高法院成为总统权力象征与工具”的里根，放弃了许多温和的共和党与保守派法学家，专门提名批评沃伦法院最尖锐的罗伯特·博克(Robert H. Bork)为大法官候选人。里根低估了可能招致的广泛反对，甚至根本不顾1986年已经重掌参议院的民主党已经提前放出反对提名的口风。结果，来自特拉华州的民主党参议员约瑟夫·拜登（Joseph Robinette “Joe” Biden, Jr.奥巴马政府现任副总统）首先表示反对，83个以上的利益团体也表示反对，美国公民自由联盟放弃了自己不反对候选人的惯例，声称博克不适合出任最高法院大法官，媒体也指责他为“激进分子”。在三周听证结束后，《华盛顿邮报》与美国广播公司新闻网的民意测验显示，56%的民众反对博克出任大法官。最后，参议院司法委员会投票以9:7反对提名，全院投票以58:42否决了提名。可见，意识形态犹如一张无所不在的大网，把相互斗争又相互妥协的各种政治势力联系在一起，共同影响着大法官的选任过程。

斯卡利亚的去世，似乎在重演里根提名博克时的局面，一方面，由于斯卡利亚的去世造成了最高法院自由派与保守派四比四的力量对比，被选任者的意识形态倾向决定着法院未来的发展方向，从共和党方面看，由于2014年掌控参议院后，具备了否决奥巴马提名的实力，共和党迅速发表声明，要求奥巴马将提名机会留给下一任总统，但从宪法程序上讲，奥巴马的任期仍有一年，大法官的听证程序一般四个月即可完成，奥巴马决不可能放弃提名。

另一方面，历史上，上一次大选年大法官位置空缺发生于1968年，当时，首席大法官厄尔·沃伦于当年6月宣布退休，已宣布不谋求连任的总统约翰逊提名阿贝·福塔斯大法官升任首席大法官，却被参议院最终否决。但与1968年不同的是，共和党除大选外，在年底的选举中还要力保住参议院多数席位。而3-5位现任共和党参议员的选区处于民主党占优势或两党势均力敌的状态，如果奥巴马提名人选毫无瑕疵，共和党参议员利用人数优势直接否决，极可能被在选举中被民主党利用，失去参议院多数优势。因此，阻止奥巴马提名通过，最好利用参议院多数，在议程上尽量拖延至今年九月参议院休会后，使提名胎死腹中并寄望共和党人当选总统后重新提名。但被提名人如存在重大瑕疵，或司法理念极端自由化，共和党掌控的参议院就可以较小代价否决奥巴马提名。

此外，白热化的共和党初选同样增加了提名的不确定性。自2009年茶党出现以来，旷日持久的建制派（Establishment）与反建制派之争极大地干扰着共和党的初选过程。目前领先的特朗普（Donald Trump）、克鲁兹（Ted Cruz）均通过抨击党内建制派向民主党妥协而获得支持。他们借反建制民意，极可能对参议院共和党人施加压力，逼使他们拒绝处理奥巴马提名。初选拖得越久，参议院共和党人同意处理奥巴马提名的可能性就越低，如果大法官被提名人审议被拖到7月的党代表大会后，共和党掌控的参议院也来不及处理任何提名。

相反，如果共和党总统初选态势3月即告明朗，而大法官被提名人争议不大，共和党本党总统候选人与本党国会选情领先，大法官被提名人选肯定会被搁置到新总统上任后，如果共和党总统提名人选情不佳，甚至拖累国会选举，参议院共和党人有可能接受争议性较小的大法官人选，以避免当选的民主党总统和新国会履任后，批准倾向民主党的大法官人选。

对民主党而言，宣布将提名斯卡利亚的继任人选是奥巴马寻求历史地位的举措。虽然提名大法官人选并非易事。但奥巴马可通过提名争议较小易获两党认同的人选，如果提名在参议院迟迟未能处理，参议员可以在获得60票以上支持的情况下径行表决通过。目前，民主党只掌握参议院100席中的46席，争取60票支持来击败共和党的阻挠难度较大，提名人的争议越小就越容易获得部分共和党议员认同，在奥巴马的人选名单上，符合这一条件的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巡回上诉法院法官，现年48岁的斯瑞·斯里尼瓦森（Sri Srinivasan）。可能脱颖而出，2013年经奥巴马提名，参议院以97票赞成、0票反对批准他担任现职，而克鲁兹和卢比奥（Marco Rubio）当时都投票支持过他。这或许成为在两党斗争激烈条件下，他能够成为凝聚朝野共识的法官人选。此外，印度裔的斯里尼瓦森还将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亚裔大法官被提名人，这些都让共和党较难公开反对他的提名。但共和党若能守住41票的拖延战术防线，虽不反对提名，但也不开始审议提名，奥巴马也无办法。此外，有可能获得共和党支持的人选还有联邦第八巡回上诉法院女法官珍·凯莉（Jane Kelley）或联邦第九巡回上诉法院女法官阮红玉（Jacqueline Nguyen）。前者由于和共和党籍的参议院司法委员主席格拉斯利（Chuck Grassley）私交甚笃。2013年，获奥巴马提名后，凭借格拉斯利游说在参议院获得无异议通过。若能凭借格拉斯利争取一批共和党人，加上部分温和共和党议员的选票，则有获得参议院同意的可能。

提名与民主党的意识形态取向高度重合的法官人选则是奥巴马的另一途径。虽然会引发共和党的激烈反对，却是极好的竞选动员。例如，提名一位公开支持堕胎权、少数族裔与同性恋权益、限制政治献金与持枪权利的大法官人选，不仅可以彰显民主党的传统价值观，强调最高法院对民众生活的作用。如果遭到共和党把持的参议院否决，民主党则借此呼吁选民在总统和国会选举中支持民主党，以确保未来类似的候选人不会再受阻挠。现任司法部长，非洲裔女性洛丽塔·林奇（Loretta Lynch），以及联邦第九巡回上诉法院法官，非洲裔男性保罗·瓦特福德（Paul Watford）均有可能获得提名。

在制衡性政治制度背景下，意识形态因素将继续全方位在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选任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渗透在不同的党派、总统、参议院和利益集团之间的政治博弈中，深刻影响大法官选任的具体价值取向和选任结果及最高法院的政治方向。斯卡利亚之死带来的提名之战同样无法避免美国意识形态影响大法官选任的未来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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