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1年骑乘制度被取消，大法官选任的地域因素合法性被削弱，但克里夫兰在后续提名中继续操弄。此时地域因素的内涵更多地凸显出镀金时代的意识形态——政治分肥公行所折射的社会思潮——尊重参议员优先权。19世纪末，行政职位任命优先权成为总统和参议员争夺的分赃对象，特别是来自工商业发达地区的参议员为财团利益挑战总统在参议员选区的联邦行政职位任命权，最高法院大法官职位也未幸免。1893年大法官萨缪尔·布莱驰福德（Samuel Blatchford）去世，克里夫兰再次借地域因素在纽约州寻找被提名者。而纽约州资深参议员戴维·希尔（Dawid Heer）由于戴氏继克里夫兰担任纽约州州长，并在1892年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竞争中挑战克氏，而被提名的大法官人选又是戴维·希尔的反对派，希尔纠集了民主党内部的多数力量，拒绝了克里夫兰的两个提名。失败的克里夫兰被迫再次提名南方人，路易斯安那州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爱德华·道格拉斯·怀特（Edward Douglass White）作为大法官人选并得到通过。1894年来自田纳西州的大法官豪威尔·杰克逊（Howell Jackson）去世，地域因素被克里夫兰再次利用。但是自怀特提名通过后，大法官人选地区分配的不平衡已经很严重。克里夫兰只好再次提名上一年被希尔操纵否决的两个大法官人选之一鲁夫斯·派克海姆（Rufus Peckham），出于对地方利益和个人声望的考虑，希尔转向，提名获得通过。

民权运动后代表工会、少数族裔、妇女、堕胎权利的利益集团开始更广泛地介入大法官的选任过程。保守派尼克松在1968年竞选中表示，与自由主义法院关注犯罪嫌疑人利益相比较，他更关注刑事犯罪受害者利益。他认为在刑事犯罪问题上“最高法院并非不犯错误，它有时会做错。很多判决是以五比四的微弱优势做出的，……五人多数经常是错的，而四人少数经常是对的”。尼克松要支持少数“把最高法院带到正确方向上去”。当选后，尼克松按照既定标准，把挑选“来自南方年轻的共和党人……有已经确认的记录可以证明其是一名维护法律和秩序的法官”作为大法官候选者条件。然而，20世纪60年代，这样的人选凤毛麟角，在民主党人里维斯·鲍威尔（Levis Bowell）拒绝了总统提名后，尼克松只好提名了南方民主党人认可的小克莱蒙特·海恩斯沃斯（Clement F. Haynsworth Jr.）却被数量庞大的反种族主义利益集团击败。接着被提名的哈罗德·卡斯韦尔(G. Harrold Carswell)同样由于20世纪40-50年代的种族主义言行败北。

通过舆论和游说施加压力是利益集团影响大法官选任过程的重要手段。克里夫兰提名拉默为大法官人选时，南方民主党人的一家报纸声称，只有将拉默送入最高法院才能证明“这个国家的伟大与公正”，否则“国父们制定的无与伦比的伟大宪法就会渺小得犹如撕碎的纸屑”。该报纸同时公开威胁，“如果总统不能选择公正人士出任最高法院大法官，人民就很难相信他为降低关税做出的说明”。戴维·希尔操纵的报纸则攻击克里夫兰提名他的反对派出任大法官是一种“不尊重人民代表的傲慢”。进入20世纪，媒体与舆论的杀伤力空前提高。1916年，被威尔逊总统提名的布兰戴斯（Louis Brandeis）由于自由派色彩强烈，遭到既得利益集团的强烈反对。报刊杂志把布兰戴斯描绘成“思想激进”、“行为激进”、“人格激进”、而且“一切都激进”的怪物。    

1930年胡佛总统以地域和意识形态标准为基础，提名北卡罗来纳联邦巡回上诉法院保守派法官约翰·帕克（John J. Parker）出任最高法院大法官。招致劳工组织、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NAACP）合流反对提名。相关的劳工组织和有色人种协进会发动成员向参议院递送了几十万封反对提名的请愿信，向参议员们拨打了几十万次电话，导致参议院以41:39否决了提名。

20世纪60年代，尼克松提名小克莱蒙特·海恩斯沃斯与哈罗德·卡斯韦尔出任大法官，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劳联-产联不仅继续使用递送信件、拨打电话等原有的手段，还在电视、报刊上刊登大量广告，危言耸听地宣称最高法院将掌握在“种族主义者与三K党暴徒手中”，同时以断绝提供竞选经费威胁参议员反对提名，经历如此巨大打击后，上述被提名人无一例外被参议院否决。

利益集团是制衡性政治制度的社会基础，而制衡性制度是利益集团意识形态因素影响大法官选任过程的制度依托，随着历史发展与技术手段进步，游说与施压对政党、参议院、总统在大法官选任过程中的意识形态取向形成了日益有力的政治制衡。

（四）参议院批准过程中的意识形态因素。参议院既是制定法律规则的立法机关之一，又是大法官选任的批准机关，参议院意识形态因素的影响，也相应地体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参议院多数党可以通过立法手段改变大法官选任的相关规则，增强本党意识形态对大法官选任的影响。参议院不能改变大法官经由总统提名和参议院同意，并由总统任命的宪法程序，却可以在不违背宪法规定的前提下，对最高法院人员规模、工作程序等重要事项做出改变，间接影响大法官选任。杰弗逊执政后，民主共和党人控制的新一届国会于1802年3月8日废除了《1801年司法法》。依据该法增设的联邦巡回法院被取消，16位联邦党人巡回法官被全部裁减。对于由清一色联邦党人掌控的最高法院，新国会通过的《1802年司法法》，将最高法院开庭次数由一年两次改为一年一次，以防止最高法院裁定民主共和党赞同的新法律违宪。通过改变法律规定，民主共和党成功地造成了联邦党大法官集体“失能”，使得最高法院1801年12月至1803年3月关闭了14个月，从而在事实上间接影响了大法官选任。而当安德鲁·杰克逊完全成为“跛脚鸭”总统，本党在下一次大选中可能落败时，民主党控制的国会两院对总统鼎力相助，批准为最高法院增加两个大法官席位，使得总统得以实现任命目的。

内战后至新政期间，共和党长期执掌参议院。安德鲁·约翰逊就任后，共和党在战后重建问题上与其分道扬镳。约翰·卡特隆（John Carton）和詹姆斯·韦恩（James Wayne）两位大法官分别于1865年5月和1866年去世之后，共和党控制的参议院为报复约翰逊，于1866年4月参议院否决了对亨利·斯丹贝瑞（Henry Stanbery）的提名，而众议院共和党火上加油，批准了一项削减一个大法官名额的议案。参议院共和党则将该法案减少的名额修改为两个，并得到众议院的赞同，大法官数量在1863年刚刚增加到10位就被共和党操纵的国会变回到8位，不仅林肯任命的5名共和党大法官处于明显的多数地位，约翰逊任命新大法官已无可能。

其次，提名人和被提名人的意识形态色彩过于强烈会显著增加获得参议院同意的难度。即使获得多数参议员支持，也可能挫败于参议院中的阻挠议事规则（filibuster）。1916年1月威尔逊举荐布兰戴斯出任大法官时，参议院本党居于少数，因参议院内民主党全力支持并得到少数进步主义共和党人的倒戈相助，本可以顺利通过提名，然而共和党人因本党大法官查尔斯·伊文思·休斯名列总统大选党内提名名单之首，面对可能带来大法官位置的新空缺，共和党无法预料总统未来的举动，便利用阻挠议事规则将批准程序拖延到夏天，几个月的惨烈辩论后，提名获得通过。

1843年12月史密斯·汤普森（Smith Thompson）大法官去世。四个月后亨利·鲍德温（Henry Baldwin）大法官离世。此时参议院辉格党与民主党的力量对为28:25。但1841年辉格党人总统约翰·泰勒(John Tyler）因为坚持州权至上的立场，否决本党激进的经济复苏计划被开除出党。而1843年辉格党人亨利·克雷（Henry Clay）有希望在临近的大选中胜出，参议院辉格党人甘冒最高法院两个空缺“同时出现（可能）造成（的）危险”，也要把大法官提名机会留给亨利·克雷。参议院在1844年内四次拒绝或推迟了泰勒提出的三个人选，直到民主党人詹姆斯·波克击败了克雷后，为避免对内讧可能导致的法院危机负责，泰勒匆匆提名民主党人纽约州法院首席法官萨缪尔·内尔森（Samuel Nelson）为大法官人选。同样出于卸责诿过的考虑，掌控参议院的辉格党人同意了提名。即使这样，辉格党参议院在随后还是以没有结果的方式拒绝了泰勒任内最后一次提名，创造了总统提名遭受挫败的最高纪录（五人次）并保持至今，等于前九任总统提名失败的数量之和。据统计，1789—1987年正式提交参议院的141名大法官人选中，29人被拒绝，婉拒（推迟）或被总统撤回提名。除华盛顿提名的威廉·佩特森（William Paterson）因技术原因撤回提名外，12人被拒绝，6人被撤回提名，4人被婉拒（推迟），6人没有结果，而约翰·泰勒被否决的提名就将占了近六分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