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派分野条件下党同伐异是大法官选任中意识形态因素作用的基本规律。而政党及其成员的利益差异决定了他们在意识形态光谱上的位差，他们随着意识形态光谱摆动调整着自身的具体政治诉求。伴随着社会利益结构和意识形态内容复杂化，政党掌控大法官选任过程的意识形态因素必然更多地带有党内意识形态差异色彩，形成更丰富的党内争斗内容，从而使参议院多数党影响大法官选任过程的能力呈现不断弱化的趋势。

（二）总统提名过程中的意识形态因素。依据宪法规定，最高法院大法官人选由总统提名，并在经参议院同意之后由总统加以任命。而意识形态因素在总统提名大法官过程中的两个方面发挥重要但不绝对的作用。

首先，总统个人意识形态色彩至关重要。在任总统提名大法官人选的时候，在意识形态考量上并不局限于党派分野，而是力图将自身的意识形态上升到支配地位，并通过所选任的大法官将其延续到总统任期结束之后。1789以来，虽然90%以上的获任大法官与在任总统同属一党，大部分选任过程中同一政党同时掌控着总统位置与参议院，但迄今为止就任最高法院大法官的112人中，跨党派大法官占13人，18位首席大法官中，跨党派首席大法官占2人。西奥多·罗斯福将此解释为执政者以国家利益为重，任人唯贤的伟大胸怀和被提名者懂得“现实政治”（realpolitik）。但所谓懂得“现实政治”无不是“在思想意识上能够和谐共处”的同义语。是制衡性政治制度下总统意识形态因素作用的特殊表现形式。

伍德罗·威尔逊非常希望“通过司法机关……改革占主导地位的宪政秩序……让进步主义的心声在最高法院里生根发芽”。第一次提名大法官人选便选择了共和党人、本届政府现任司法部长詹姆斯·麦克雷纳德（James McReynolds）。威尔逊高度赞赏詹姆斯·麦克雷纳德的反垄断成绩、进步主义声誉和法学素养，非常希望他在最高法院岗位上推进进步主义。可见，总统与法官在意识形态上的高度一致性弱化了党派界限。同样，艾森豪威尔任命了波特·斯图亚特（Potter Stewart），重要原因在于身为共和党人的斯图亚特支持布朗案判决，主张废除教育和其他公共场所的种族隔离措施，这与艾氏迎合方兴未艾的民权运动态度相吻合。

总统法官间的恩怨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总统提名中的意识形态因素作用。意识形态因素无疑是总统提名大法官人选的重要因素，但很多大法官在获得任命后却在意识形态上走向了总统意愿的反面。林肯提名的大法官所罗门·蔡斯（Salmon P．Chase）在财政部长任上遵照总统的旨意，起草法令允许使用纸币偿还内战中产生的债务。而出任大法官后立即在法币第一案、第二案判决中表达了完全相反的意见。杜鲁门提起经他提名的克拉克（Tom Clark）大法官则干脆大爆粗口“最初，我将那个从得克萨斯来的大傻瓜任命为司法部长，后来又把他送进最高法院。我都不知道自己什么筋搭错了，他压根儿就不配当司法部长，也不够格儿进最高法院……看起来不大可能，但他表现确实很糟糕。我认为他从未做过一件正确的判决……他简直就是个傻瓜”。可见，当获选的大法官在意识形态上背叛了总统时，总统们是何等的失望与愤懑。而这恰恰是总统提名过程中意识形态因素作用的绝好注脚。

其次，除选任意识形态一致者进入最高法院将自身意识形态延续到卸任后以外，总统作为执政者必须维护好本集团的利益，照顾同盟者的利益，同时还要将自身意识形态光谱的摆幅限制在其他利益集团的容忍范围内。总统提名过程中的意识形态因素虽然重要，却不是唯一重要的。为安排好政治利益的优先排序，总统在大法官选任过程中，不可避免地掺入政治酬佣，人事安排、声望考虑、与政治运作相关的实用主义偏好、照顾至爱亲朋关系等其他因素作为顺利推行意识形态的补充。

詹姆斯·麦克雷纳德被选入最高法院，除意识形态因素考虑外，他与民主党同僚相处不睦也是重要因素。将麦氏送入最高法院，也是威尔逊摆脱人事纠缠的一石二鸟之举。1939年天主教徒皮尔斯·巴特勒（Pierce Butler）大法官去世，为报答天主教徒在推动“新政”过程中的贡献，天主教出身的司法部长墨菲（Frank Murphy）获得大法官提名，助理司法部长罗伯特·杰克逊（Robert Jackson）因墨菲口碑极差，才干极低，提醒罗斯福说：“总统先生，我觉得墨菲的气质不适合当法官”。总统回答：“这是我任命你为司法部长的唯一途径”。不仅如此，罗斯福还对罗伯特·杰克逊许诺，如果杰克逊接受司法部长一职，今后就提升他为首席大法官。然而1941年，麦克雷纳德和首席大法官查尔斯·伊文思·休斯（Charles Evan Hughes）退休后，罗斯福却按照休斯建议，任命斯通为首席大法官，主要理由是斯通属自由派，“提升共和党人斯通为首席大法官，可以让民众更相信（罗斯福）”是“整个国家而非某一党派的总统”，而且“一位共和党首席大法官，两位民主党大法官不会让人觉得党派色彩太浓”。而1968年约翰逊总统在试图任命福塔斯（Abe Fortas）为首席大法官时，却被指责为任人唯亲被迫放弃提名。可见，个人声望也是总统提名大法官人选的考虑因素之一。

当欧文·罗伯茨（0wen Roberts）退休时，杜鲁门提名密友共和党人哈罗德·伯顿（Harold Burton）为大法官人选。艾森豪威尔两届任期内提名厄尔·沃伦（Earl Warren），约翰·马歇尔·哈兰、威廉·布伦南、查尔斯·威塔克（Charles Whittaker）和波特·斯图亚特等人出任大法官。除了意识形态的“中庸”考量外，更由于艾森豪威尔是共和党拿不出过硬的总统候选人而推出的弱势总统人选，出于实用主义考虑，提名沃伦是对其推动共和党支持自己竞选总统的政治酬佣，提名威廉·布伦南是为1956年大选寻找有跨党派威望的支持者；提名约翰·马歇尔·哈兰则因为这一政治中间派人物可为各方接受，提名查尔斯·威塔克和波特·斯图亚特可赢得反种族隔离团体的好感；保守派不敢违反“政治正确”进行反对。

因此，与大法官选任党派分野条件下的意识形态因素相比较，总统更注重将自身的意识形态上升到支配地位并延续到任期结束之后。而提名过程中总统意识形态因素作用受制于其他利益集团容忍程度的现实，迫使总统必须考虑将意识形态以外的其他因素纳入到大法官的选任过程中，作为顺利推行意识形态的补充。

（三）利益集团推动中的意识形态因素。作为美国制衡性政治制度的社会基础。利益集团依靠制衡性制度规定与广泛的游说施压在大法官选任过程中施加了广泛的意识形态影响。

制度规定是利益集团意识形态因素作用的基础。大法官选任始终需要平衡地域、种族、宗教等因素考虑人选。其中，根据巡回骑乘制度划定的地域选任大法官，是早期最高法院合法性的关键和保全南方奴隶主利益的制度性规定。内战后,共和党将北方人安插到原来由南方人占据的大法官位置上的计划得到了北方民主党人的支持。而代表种族主义者的南方民主党人为了阻挠黑人公民权利拓展的进程，也要改变北方人在最高法院占据南方人位置的现状。1887年大法官威廉·伍茨（William Woods）退休后，民主党总统克里夫兰（Grover Cleveland）以平衡地域因素提名南方种族主义者鲁修斯·拉默（Lucius Lamar）为大法官人选。显然，该提名是克里夫兰讨好南方民主党保守派代表的种族主义利益集团做出的意识形态选择。但克里夫兰还是在得到北方参议员最低限度支持后勉强凑够了批准提名需要的票数。

表面看，此次提名是种族主义势力将支持减低关税作为交换条件，压迫共和党国会议员和民主党北方派议员让步并最终得逞之举。深层原因在于19世纪的美国是一个“黑白分明”的国度。宪法第十四修正案虽然生效，但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意识形态支配着国家的政治生活，在对待赋予黑人完全公民权利问题上，民主、共和两党并无本质区别。共和党国会议员和民主党北方派议员面对事关工商集团利益的关税议题时，更不会对与己利益无关的种族主义意识形态进行斗争。此次提名后不久，克里夫兰又提名南方人梅尔维尔·富勒（Melville Fuller）——内战时期伊利诺伊州的反战民主党人（Copperhead）出任大法官，同样以相当大优势通过了提名。两名种族主义者通过提名，充分说明种族主义利益集团及其意识形态对大法官选任的影响是何其深远。但无论种族主义意识形态怎样影响大法官选任过程，也有赖于地域因素这一特定的制衡性制度要素作为依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