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制度层面来看，因此，更值得分析和讨论的问题会是，没有“公民”概念，对历史中国普通人，在其“自觉”生活的具体村落共同体中作为村民，以及在其“自在”生活的中国政治共同体中作为国人，在分配和享用各种无论有形还是无形的有价值物品，有什么系统影响。不是用个人主义的权利义务话语，而是用一种历史语境化的社群主义视角。因为当时社会并非个人主义的工商社会，而是社群主义的农业社会。

以下两节分别在“国”和“家”的层面予以概括考察。我会涉猎古代思想家的一些言辞，但我懂得言辞有别于社会实践。我会更注意借助历史上一些公认的事实，也借助一些相关但注定不完全的记录，来展示农耕中国的普通人——作为国人以及作为村民——的负担和获益。

四 作为国人

自秦汉以后，在统一的农耕中国这个大共同体内，各地民众，虽不是近现代法律上的“公民”，只是国人，但如果较真，可以说还是大致享有了当时社会条件下与现代“公民权”相似的基本权益。尽管肯定不可能完整，我还是具体但粗略勾勒一下：国人究竟普遍享有什么权益。

和平和安宁是百姓作为“国人”——往往限于农耕区——享有的由国家无差别提供的最重要、基本和普遍的公共品。“宁为太平犬，莫作乱离人”道尽了战乱中百姓的痛苦。但这一点和平时期的普通人常常未必自觉。除非经过外患内乱，也很难自觉。长久的和平甚至会令许多人认为这是理所当然，乃至怀疑“帝力于我何有哉”！

从功能上看，这就是对国人生命、自由和财产的最重要、最基本的保护之一。但这是西人的说法。在中国文化中，百姓并不这样概括、理解或表达。在他们看来，甚至至今绝大多数中国人仍如此认为，最重要的是保护了家庭，相对小的家庭。因为，对于不信宗教（在此仅指，对全知全能的唯一神的信仰）的中国百姓来说，家庭几乎是一个人生命全部意义之所在。这一点在中文文献中非常显著，根本不提生命自由财产。由此，我们才能理解诸如杜甫的“三别”（《新婚别》、《无家别》、《垂老别》）在中国社会中的意义；才能理解诸如“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的真正社会背景永远是战乱，而不是一般的自然灾害，更不是现代的离婚，尽管那也会妻离子散。

杜甫颠沛流离的人生轨迹（来源：唐宋文学编年地图）

和平和安定的另一普遍保证是在农耕地区代表皇权的行政/司法。这些今天我们名之“行政主官”的官员在各地的首要职能其实是裁判各种告诉的纠纷，抓捕并惩罚犯罪，保一方平安，而不是其他什么行政。至少明清时期，这一点很清楚，州县官第一重要的助手是刑名师爷。这一司法在理论上还是允许通天的——为保证国家政令畅通，防止地方各级官吏徇私腐败、相互包庇，历代王朝一直对上诉不设限，可以直接告到京城。也有大量证据表明，只要案件重大，受冤屈的百姓也确实行使了这种“自然权利”。

当然，若同现代国家相比，历代王朝为民众提供的这种难说司法或行政的保护很微不足道。但这主要不是因为不为，更多是不能。因为国家财力人力有限，也因为信息有限或不可靠——“清官难断家务事”。但这也会带来一种好处，一种客观上的分权。“皇权不下乡”客观上促成了“齐家”，让村落共同体来更多应对对于广大普通农民最常遭遇的社区内纠纷。

不仅鼓励和表彰父慈子孝、长幼有序和男女有别，对违反者予以制裁，以此来促成村落共同体，历代王朝总体上一直还会，为了更有效的政治治理，以各种方式打击豪门世族势力，促使农民从家口较多的大家庭逐渐变成以五口之家（“户”）为典型的小家庭。这至少始于秦统一之前。商鞅变法就强力推行分户析居奖励农耕的政策，规定“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内息者为禁，”辅之以诸如奖励耕织，禁止私斗等措施，这都促使了家庭的小型化。

“五口之家”的“户”对于百姓意义重大。一个非常重要的社会治理功能就是，可以保证各户税赋的大致公平，即便每户人口数量会有所差别。因此，虽指涉不同，但仅就制度而言，“户”与古希腊限于成年男子的“公民”的功能相似，都是一种勾连“国”（城邦）与“家”的制度。这很有理论意义，也很有实用主义的制度启示；“户”的功能并不限于征收赋税。在中国宋代之前，几乎每一主要王朝建立之初，都会将被抛荒的耕地大致均等分配按“户”分配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在因疆域辽阔，各地自然、地理、经济、社会等条件差别巨大，因此发展注定不平衡的这个农耕大国内，这非常重要。

因为国家不可能获得全国性的可比较的大量精细可靠信息，若依据其他单位，在全国各地向民众分配各种利益或责任时就很难保证公平。“五口之家”因此是一个相对便利的用作在全社会分配利益和责任的基本单位，经此，每一代王朝就有可能务实和可行地，让全国各地的每户农家，都享有在当地看来大致相近的“皇恩”，承担在当地看来大致直观公道的税赋劳役。对于大国来说，这个当地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就人性而言，每个人都更关心自己受到的对待是否与同自己身边的人“同等”，而不是与某个八竿子打不着的陌生人是否同等。重复一句，“就实践而言，人注定是地方性的。”

也正因此，西周之所以实行“井田制”，秦汉之后重视度量衡统一，首先都与各家各户的赋税公平有关。宋之后，虽不再均田了，但按土地征税，追求的也是当时条件下最可能的赋税公平。清代康雍乾时期的“摊丁入亩”，以及雍正曾尝试但终归失败的“官绅一体纳粮当差”，也都减少了或至少是弱化了部分国人一度享有的特权，客观上趋于让国人尽可能平等分担对于国家的财税责任。

雍正：“朕就是这样的汉子！就是这样秉性！”

这只勾勒了基于国人身份的，因此是普遍的，收益或负担分配。但在其他一些方面，历代中国王朝，也特别强调按个人的贤能（merits），来分配其他一些有价值的物品，其中最重要是官职、社会地位和荣誉。商鞅变法的奖励耕织、奖励军功就不说了。更重要的是和平年代政治精英的全国性选拔和政治参与，先后采取的选举、察举和科举制度。对官僚的俸禄、晋升和表彰，包括封爵、树碑立传甚至进庙堂等，基本都基于个人贤能和贡献。甚至，由于法定的旌表制度，这种“皇恩浩荡”也会制度化地落到一些平民身上，无论是孝子贤孙，还是贞女节妇，最典型的今天各地可见的各类牌坊，暂且不论在今人眼中这类表彰有无或有何种社会价值。

也确实有极少数看似理应依据个人贤能分配的有价值物品，实际分配是违背平等原则的。但这往往有其他务实的，在当时看来有一定甚至充分正当性的，社会考量。最突出的例子是，隋唐不允许商人子弟参加科举考试；宋初也只破例允许特别优秀的商人子弟参考。但这不是出于恶意，而是其他务实考量，就为切断富与贵的关系。在当时条件下，这种措施的实际效果是“损有余而补不足”。从全社会来看，反倒有利于社会流动性的全社会分享，而非相反。从今天流行的个人权利视角看不公道，但从社群主义的角度来看，这至少不是任性和专断的。

有大量证据支持了上述这一点。最突出表现在历史中国对人才选拔、晋升和使用上一直超越种族、族群或文化群体。选举、察觉和科举都是以农耕文明为基础的精英选拔制度，实践中却一直超越了农耕文化族群，超越了“华”“夷”这些咋看起来很歧视的族群区分，是对天下开放的。在政治忠诚的前提下，历代王朝的政治实践一直非常看重个体的贤能。春秋时期，就有“楚才晋用”的说法，而在当时，楚一直为以晋为典型代表的中原各国视为“南蛮”。后世的例证更是大量。匈奴人金日磾，被汉武帝俘获后，留在宫中培养；多年后，汉武帝临终前竟任命金为辅佐幼主的顾命大臣之一。

唐代来华留学的日本人晁衡（阿倍仲麻吕）太学毕业后，参加科举考试，高中进士；此后一直在唐朝任职。100年后，也是在唐朝，又有阿拉伯商人子弟李彦升考中进士。唐代“安史之乱”的罪魁祸首，封疆大吏安禄山、史思明均为胡人（安氏据荣新江是栗特人，史思明是突厥人），但奉命镇压安史之乱的唐朝大将哥舒翰、李光弼和高仙芝分别是西突厥人、契丹人和高句丽人。马可波罗在其游记中自称曾在扬州任官，尽管学界对此有很多争议。明代郑和是信仰伊斯兰教的云南回人，据说祖先来自中亚；还有海瑞，通说也是回族。这类情况无论是在古希腊城邦，还是在近代之前的欧洲民族国家，都是很难想象的。

但我不把这种现象归功于中国没有歧视性的“公民”概念，认为与之毫无关系。“楚才晋用”是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国之间人才竞争的社会后果。各诸侯国君主与各地政治文化精英之间的双向竞争和选择，令双方趋于关注意气相投。渴望精英的君主自然会关心政治忠诚，在此基础上，他更关注应聘者的才能和合用，不在意他们的国别身份。想当年，为能尽快得到韩非，秦始皇竟然下令进攻韩国。渴望找到明主和知己的精英也更关心如何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也就不在意招聘者的身份。后代的例子则进一步表明，在多元一体的大一统条件下，由于没有政治竞争对手，国家确实可以不在意族群或民族身份。

另一个重要因素是，在一个注定有各族群的广阔疆域内，在古代，政府不可能有能力，基于政治法律身份认同来实行区别对待/歧视（discrimination）；成本太高，也就没必要自寻麻烦了。这也令人们很难产生明确、自觉和持久的身份认同，无论是公民身份，还是族群身份。支持这一判断的例证之一是中国开封犹太人。在欧洲各国，犹太人即便成了某国公民，也会因基于宗教、种族、民族、文化和经济原因的长期社会歧视，只能抱团取暖，坚守犹太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