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贫富差距严重的社会，不太可能在公共交通、基础设施、科技和教育方面开展公共投资，而公共投资可以提高生产率。

如果富人们认为他们不需要这些公共设施，还担心提升经济效率的强政府（Strong Government）可能会用它的权力来重新分配收入和财富，那么在一个不平等严重的国家，其公共投资的减少就不不足为奇了。

此外，在这样的国家中，税收和其它经济政策更可能去鼓励那些对金融部门更有利的活动，而不是生产性活动。在如今的美国，对长期的金融投机收益（资本利得）的税率是对劳动力所征税率的大约一半，投机衍生品在破产清算时比工人有更大的优先权。税法鼓励国外的工作创造（Job Creation），而不是在国内的工作创造。

这样的结果会是一个更虚弱的和更不稳定的经济体。改革这些政策同时采纳其它可以减少寻租的政策，不仅可以缓解不平等，同时还可以改善经济的表现。

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对当今不平等程度较高的问题的解释是基于边际生产率理论的，但是不平等问题对于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的存在本身就是反对这些解释的证据。

边际生产率理论的基本前提是那些处于社会顶层的群体仅仅拿到了与他们努力程度相对应的回报，而社会的其他人群从他们的活动中受益。如果果真如此，那么我们能看到高速增长和顶层群体更高的收入之间的关联的。事实上，我们所看到的恰恰与之相反。

逆转不平等

大量的的政策可以用来削减不平等程度。这些政策包括，对教育更多的支持（这包括学前教育）、增加最低工资、加强赚取收入的税收抵免、提升在工厂工作的工人的呼声（包括通过工会）、更有效的反歧视法律的实施。尤其是，有如下四个方面能使我们现在的严重不平等得以改善。

首先，高管薪酬（尤其在美国）已经过高，而且很难给这些基于股票期权的高管薪酬体系的设计找到正当的理由。

股市表现的改善，不应被作为高管们获得奖励的理由，他们在股市没有起作用。如果美联储调低利率，就会导致股票市场价格的增长，那CEO们就不应该因此获得奖金分红。如果油价下跌，航空公司的利润和股票的价值就会提升，航空公司的CEO们也不应该得到奖金和分红。

有一种简单的办法来考量这些不应归因于高管们努力的收益（或损失）：在可比情况下，根据公司的相对表现来制定绩效工资。关于良好的薪酬体系的设计，我们已经思考研究了三分之一个世纪 ，但大公司们的高管们几乎都刻意抵制这些洞见。

高管们专注于利用公司治理方面的缺陷和众多股东对于这些问题的不知情来努力提升他们自己的收入；无论股票价格上涨还是下跌，高管们都能获得更高的薪酬。在长期看来，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经济增长本身就被伤害了。

其次，宏观经济政策需要维持经济稳定和全员就业。高的失业率几乎会严重损害那些处于收入分配中底层和中层的人群。

今天，工人们正遭受着三重打击：高失业、低工资和公共服务的削减；因为政府的收入比经济运营良好时减少了。

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严重的不平等问题已经弱化了总需求。而通过超级扩张的货币政策和撤销管制来给资产价格泡沫继续打气的做法，并不是解决需求疲软唯一可行的方式。在基础设施、技术和教育领域的更多的公共投资，既可以恢复需求，又可以削减不平等。

无论从长期还是从短期看，这些都是有助于经济增长的。根据IMF最近的实证研究，良好设计的公共基础设施的投资能提高短期和长期的经济产出，尤其当经济运行低于潜在增长率的时候。

就GDP而言，这也不需要增加公共债务：因为运营的基础设施项目可以自负盈亏，而收入的增加（因此在税收收入上）将远远抵消支出的增加。

第三，在教育领域的公共投资对于解决不平等问题有着根本性的作用。

工人收入的决定性因素是受教育的水平和质量。如果政府可以保证教育机会的平等，那么工资的分配就能反映出能力的分布（包括从教育中受益的能力）、教育体系试图弥补能力和背景差异的程度。

在美国，那些富裕家庭（父母）的孩子就能获得更好的教育，当代人的不平等就会传递到下一代、甚至每一代人上，工资不平等将反映出收入差距、最近一代人的相关的不平等。

第四，那些迫切需要的公共投资，可以通过对资本收入公平和充分的征税来提供资金。

上图分别代表平等和公正，通过公共投资可以抑制不平等的加剧

这样的公共投资有助于进一步抵制不平等的加剧：它有助于降低净资本回报，以致于将收入的大部分都用来储蓄的资本家们看不到他们的财富积累速度比整体经济增长速度更快的情况，从而不会导致财富差距的扩大。

为资本利得和分红提供税收优惠的特殊条款，不仅会对经济造成扭曲，而且随着大部分好处向顶层群体集中，收入不平等会加剧。同时，这些特殊条款还会带来巨额的预算成本：根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 ，在接下来的10年里，这个预算成本会高达2万亿美元。

对资本利得和分红的特殊条款的废除，再加上对权责发生制的（Accrual）而不仅是已实现的（Realizations）资本利得征税，是一种税制的重要改革；这既可以改善不平等，又可以大幅提高实质收入。

也存在许多其它的办法 ，比如一个良好的继承制度、有效运转的强制不动产税制度等。

小结：重新定义经济增长

我们过去常常认为存在一个取舍关系：即我们能享有更多的平等，但需要以牺牲整体经济增长为代价。现在，非常明确的是，考虑到许多富裕国家的极端不平等和这些不平等所产生的方式，更加平等和更好的经济表现则变得相辅相成。

如果我们关注于经济增长的合适的衡量，这尤其真实。如果我们使用错误的度量指标，我们将为错误的东西而奋斗。

正如国际经济表现测量和社会进步委员会（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n the Measurement of Economic Performance and Social Progress）所论证的那样，有一个日益增长的全球共识：GDP未能就整体经济表现进行很好的测量。

重要的事情是，经济增长是否可持续、是否大部分公民的生活水平在逐年提高。

自从新千禧年伊始，美国经济和大部分其它发达国家的经济，明显的表现不佳。事实上，在过去30年里，实际收入的中位数已经基本上停滞不前了。

的确，就美国而言，问题更为严峻，而且在衰退之前就已经显现出来：在过去的40年里，尽管生产率大幅提升，但美国的平均工资却停滞不前。

如本文所强调的，不断加剧的不平等是富裕国家当下的经济困境的重要原因。我们需要关注的，不仅是大致的情况（正如GDP指引我们去做的），还应该关注经济对于普通民众的影响；举例来说，这可以由可支配收入的中位数（Median Disposable Income）来体现。

人们关心健康、公正和安全，然而GDP统计并没有反映出这些状况的恶化。一旦社会福利的各方面因素被纳入考量，富裕国家的近期（经济）表现就看起来更糟了。

找到改变这些现状的经济政策并不困难。我们需要在公共品方面的更多投资：更好的公司治理、反垄断和反歧视的法律、一个被更好地监管的金融体系、更健全的工人权利、更激进的税收和转移支付政策。

通过如上这些手段来“重写治理市场经济的规则”（rewriting the rules），一个更平等的（包括税前、税后和转移支付的收入分配）、也因此更强健的经济增长是可能实现的。

（本文首发于《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7年第1期。译者授权观察者网发布。注释略，感兴趣的读者可以留言或电邮译者索取，译者周建军邮箱：[email prot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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