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斯蒂格利茨 翻译/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周建军 张晔】

在20世纪中叶，人们总是相信“水涨船高”的道理，即经济增长可以为全社会带来财富的增加和生活水平的提升。那段时期，这一论断背后确实有证据支撑。在1950年代和1960年代的工业化国家，每一个群体的境况都在改善，而低收入群体的改善最快。

在接下来的经济和政治讨论中，这个“水涨船高”的假说逐步发展成了一个更加精细的思想。根据这个倒退的经济政策，偏袒富人的政策最终会令每一个人受益。给予富人的资源，最终将不可避免的渗透到社会的其余群体中。

有必要澄清的是，这个“向下渗透”（Trickle-down）经济学的过时版本，并没有遵循二战后“水涨船高”的发展轨迹。

“水涨船高”的假说与“向上渗透”（Trickle-up）学说不谋而合，即底层民众的财富增加，最终会使得人人受益；或者也同样符合“中间构建”（Build-out from The Middle）学说，即帮助社会中层，则上层和下层的民众也会从中受益。

如今，战后的收入日渐平等的趋势已经被逆转。不平等正在快速加剧。与“水涨船高”的假说相反，上涨的潮水仅仅使得大型游艇升高，许多较小的船只被留在岩石上拍打。

造成这种现象的部分原因在于，顶层群体收入（Top Incomes）的快速增长，是伴随着经济减速发生的。

这个“向下渗透”的理念与其支撑理论——边际生产率理论，亟须被人们重新审视。这个理论试图解释不平等发生的原因，并试图为不平等辩护，即为什么不平等对于全部经济而言是有益的。

本文将批判的审视这两个观点，同时支持关于不平等的另一种解释，尤其涉及“寻租”理论及其对制度与政治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塑造了劳动力市场和薪酬模式。

如其所示，过度的不平等对经济成长是既非必要也非有益的，相反它易于导致更加疲软的经济表现。有鉴于此，本文主张采用一系列既能增进平等又能改善经济福利的政策。

不平等的大幅加剧

我们从收入与财富不断加剧的趋势开始讨论。在过去的30年里，尤其是在美国，处于最顶层的群体表现极佳。

在1980年到2013年，最富有的1%的人已经见证他们的平均实际收入增长了142% （调整了通货膨胀后、从461910美元增长到1119.315美元）。同时，他们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已经翻番，占比从10％增加到20%。最顶层的0.1%的人，甚至表现得更好。

同期，他们平均的实际收入增长了236%，（调整了通货膨胀后、从1571590美元增长到5279695美元），国民收入所占的比重已经翻了3倍，占比从3.4%增加到9.5%。

在同期33年时间里，中位数家庭收入（Median Household Income）仅增长了9%。而这个增长实际上也仅仅发生在这一期间的前几年；从1989年到2013年中，中等收入家庭的收入缩水了0.9%。

而底层群体的收入仅仅与以前的一样，因为工作时间增加了；但是即使是这样，我们还是低估了底层群体所遭受损失的程度。

从1979年到2007年，工资分布中最底层的20%的工人的工作时间增加了22%，比其他任何五分之一的阶层的所增加的工作时间都要多。

从1979年到2012年，工资中位数（去除通货膨胀影响后）仅仅增长了5%，虽然同时期的生产率增长了74.5%（见图1）。

而这些统计低估了工人工资的真实恶化情况，因为美国人的受教育程度已经提高了（从1980年开始，从大学毕业的美国人比例已经近乎翻倍，达到了30%），因此人们应该会预期到一个显著的工资水平的增加。

事实上，在过去30年里，对于全部只有高中学历和本科学历的美国人来说，他们的实际平均工资已经下降了。  

从2008年到2009年的所谓“大衰退”（the Great Recession）复苏期的前3年里，换句话说，从美国重返经济增长时起，91%的收入所得全部进入到了最顶层的1%的群体。

美国总统布什和奥巴马全都实施过“向下渗透”的战略，即将大笔的钱给予银行和银行家。

通过拯救银行和银行家，所有人都将受益；而银行将重启信贷，财富将创造更多工作。这样的想法太幼稚了。

据说，“向下渗透”的战略比直接帮助房产拥有者、企业和工人都更有效。当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的时候，美国财政部需要强加附加条件，以确保这笔资金可以妥善利用，而且这个国家也会采用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根据美国财政部的经济理论）。

但是，美国财政部却没有任何的附加条件强加给银行。例如，美国财政部甚至没有要求银行实施更多信贷或者停止舞弊腐败的行为。这场救援行动，使顶层的群体变得更富；但是其他群体却没有分享到“向下渗透”的好处。

美联储同样尝试过“向下渗透”经济学。量化宽松被假设为重启刺激经济增长的主要功能之一，就是以量化宽松推动股票价格上涨，为最富裕的群体产生更多的财富，从而他们花掉其中的部分财富，再使这些财富流向其他群体。

正如耶娃•纳斯岩（Yeva Nersisyan）和兰德•瑞（Randall Wray）指出的，美联储和其它政府部门本来可以实施让其他群体更多直接受益的政策：帮助房产拥有者、借钱给中小型企业、同时修复好断裂的信用链条。 这些“向下渗透”的经济政策是比较无效的，而这是美国落入衰退七年之后、经济依然没有复苏的原因之一。

财富甚至比收入还要集中。财富最多的1%的美国人，占有全国财富的35%；而当房产不列入统计时，这一比例还要更高。仅列举一个美国国内极端财富的例子是沃顿家族：沃尔玛帝国的6个继承人控制了1450亿美元的财富，这一财富值相当于1782020个普通美国家庭的净资产总和。

财富的不平等程度也在加剧。在大衰退之前的25年里，富人以一种比其他人更快的速度聚集着更多的财富。当经济危机袭来时，因为股票价格下跌的缘故，一些最富有的美国人的财富随之蒸发；但由于房产贬值，众多美国人的财富也几乎被掏空。

在危机之后，最富有的1%的家庭持有的财富是普通美国家庭持有财富的225倍，这一数字几乎是30年或50年前的数字的2倍。在“复苏”的几年里，由于股票市场价值的反弹（部分是因为美联储通过增加富人的资产负债表推动经济复苏的倾向），富人们已经重新获得了他们失去的大部分财富；但这并没有发生在美国的其他群体身上。

美国已经认为自己战胜了种族主义，然而从种族视角来看，不平等问题正在以令人不安的方式在美国呈现。

从2005年到2009年，为数众多的美国人见证了自己财富的急剧下降。普通美国白人的财富净值显著下降，在2009年降到113149美元；相比较于2005年，他们的财富损失了16%。

但是，这一状况在其他族裔中更加糟糕。普通非洲裔美国人家庭损失了53%的财富，使得他们的资产只有美国白人资产中位数的5%。普通西班牙裔美国人家庭则损失了66%的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