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上为不平等辩护的说法之所以能持续，源于这些说法或许有点道理。在那些赚大钱的人当中，一些人确实为我们的社会贡献颇多。在一些情况下，他们自己占用的仅仅是他们为社会做出贡献的一部分。

但是这仅仅是故事的一个部分：除此而外，还有其他造成不平等的原因。

悬殊的差异可能来自于剥削、歧视和垄断力量的影响。同时，一般而言，不平等被许多制度和政治性的因素影响（比如产业关系、劳动力市场制度、福利和税收制度），这些因素可以独立于生产率，也可以影响生产率。

各国税收和转移支付前的收入差别显著不同的事实表明，收入分配不能仅由标准的经济学理论所解释。法国和挪威是OECD国家中运作良好且很大程度阻止了不平等恶化趋势的国家（图2和图3）。不管怎样来评估，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机会平等的程度都更高。

边际生产率理论按说应该有更广泛的应用。新古典主义理论教导说，即使在不考虑比如制度之类的因素时，人们仍然可以解释经济结果。有人认为社会制度仅仅是假象；经济行为是被潜在的供求法则来驱动，而经济学家的工作是理解这些潜在的力量。

因此，标准的理论不能解释有着相近科技水平、生产率和人均受的所得的国家，在税前分配（before-tax distribution）方面的差异是如此之大。

然而证据显示，制度确实很重要。制度的影响不仅可以被分析，而且制度本身也可以被解释，有时是由历史解释，有时是由权力关系解释，同时有时是由非标准分析的经济力量 （比如信息不对称）来解释。

因此现代经济学的一个主旨就是理解制度在创造和塑造市场时所扮演的角色。随之而来的问题是，这些替代性假说的相对作用和重要性是什么？没有什么简单的方式可以提供一个简洁的量化答案，但是最近的事件和研究都开始将重点放在那些更加注重寻租和剥削的理论上。

在转向讨论制度和政治因素之前（这些因素通常被视为最近收入分配的结构性变革的根源），我们将先在下一节讨论这些关于寻租和剥削的证据。

寻租和顶层群体收入

“租金”一词最初是用来描述土地的收益，因为地主收取这些报酬凭借的是其对土地的所有权而不是所做的事情。这个词之后被扩展到涵盖垄断利润或垄断租金（即一个人仅仅因为垄断控制而获取的收入）、基于类似的所有权权利而获取的一般性回报。

因此，寻租指的是：收入获得并不是因为创造财富所得，而是依赖攫取迟早都被生产出来的财富中的大部分来获得收入。

实际上，食利者一贯会毁灭财富，这是他们从其他人那里夺走财富的副产品。一个将其产品定价过高的垄断者，会通过索要高价赚钱、同时毁灭其价值。为了达到其垄断价格，垄断者必须限制生产。

在过去的30年里，顶层群体收入的增长主要是由两类职业类别驱动：那些处在金融部门的职业（高管和专业人士）和非金融部门的高管们。 证据表明：租金已经为两者收入的强健增长贡献良多。

让我们首先大体上来看一下高管的情况。高管报酬和公司业绩的相关性的缺失表明，高管们薪酬的提升没有反映出生产率的高低。

早在1990年，詹森（Jensen）和墨菲（Murohy）通过一个覆盖1400家公司、2505名首席执行官的研究样本就发现：高管薪酬每年的变化并没有反映出公司的业绩。

之后，别布丘克（Bebchuk）、弗雷德（Fried）和格林施泰因（Grinstein）的研究也表明：自1993以来美国高管薪酬的巨幅增加并不能被公司业绩或者产业结构所解释；同时与之相反，薪酬增加主要是由公司治理的漏洞造成的，漏洞使经理们在实际操作中可以给他们自己设定薪酬。

米舍里（Mishel）和萨巴迪斯（Sabadish）对350家公司的研究表明：这些首席执行官（CEO）的薪酬增速远远超过了他们公司股票市场价值的增加。

最为引人侧目的是，当股票市场价值减少时，高管们的薪酬仍然呈现显著的正向增长。

此外，存在其它质疑边际生产率理论的原因。在美国，首席执行官薪酬与工人平均薪酬的比例从1965年的20：1上升到2013年的300：1。没有理由可以解释相对生产率量级的技术变革，同时也没有任何可以解释技术变革仅仅发生在美国而没有发生在其它类似国家的原因。

此外，对于公司薪酬体系设计显著表明，他们没打算根据努力程度来发放回报：特别是，这种薪酬体系设计与股票表现相关联，但是股票涨跌取决于许多不受首席执行官控制的因素，比如市场利率和油价。

设计一个附带更少风险的激励架构是比较容易的，只需要参照一组可比较的公司，根据相对表现来发放薪酬。

克林顿政府尝试引入鼓励所谓的绩效工资（但并未附加条件来保证工资和表现是相关的）与披露要求（这可以让市场参与者更好的了解与首席执行官股票期权计划相关联的股票稀释程度），这种尝试露出了底线：那些推动优惠的税收待遇与反对披露的人们，非常清楚这些制度安排会增进收入方面更严重的不平等。

尤其是，对于金融部门顶层群体收入的增长，证据都不利于那些基于边际生产率理论的解释。

由菲利蓬（Philippon）和雷谢夫（Reshef）的实证研究显示，在过去的20年里，相比类似行业，金融部门从业者已经享受到巨额的“支付溢价”，而这个现象并不能被通常的生产率代理指标（比如受教育程度或不可观测的能力）来解释。

根据他们的估算，金融部门的薪酬水平比其在完全竞争下可以预期的薪酬水平高40%左右。

还有据可查的是，被认为是“大而不倒”的银行，由于国家默许的担保而享受租金收入。投资者们知道这些大型金融机构实际上可以得到政府的担保，因此他们愿意以更低的利率来为这些机构提供资金。

大银行可以因此而繁荣，但这并不是因为它们更有效率或者提供了更好的服务，而是因为大银行事实上被纳税人补贴。  不用奇怪，通过这种方式被大银行享有的租金，会转化为银行经理或者股东们更高的收入。

不同于边际生产率理论对顶层群体工资的解释，危机之后的高管薪酬提供了令人信服的证据；相比较于其他行业，金融行业在这个问题上更加明显：那些将他们的公司和全球经济带到毁灭边缘的银行家们续享有高薪，而这一薪酬无论如何也不会与他们的社会贡献或者是他们对所在公司的贡献相挂钩（这两种贡献都是负的）。

举例来说，一个关注2000年到2008年间的贝尔斯登和雷曼兄弟的研究已经发现，这两个巨擎企业的最高决策层已将巨额的“基于绩效”的薪酬（大致估计，雷曼兄弟有10亿美金、贝尔斯登有14亿美金）捧回了家，而这些巨款在这两家公司倒闭时没有被追回。

关于寻租对加剧不平等的重要性的证据，源于另外一些研究。这些研究表明，对最顶层的群体的税收增加并不会降低经济的增长率。如果这些收入是他们努力的结果，我们可能会看到，作为对税收的回应，他们可能不会那么努力地工作，而这会对GDP产生不利的影响。

租金的增加

在过去35年里，最富裕的国家发展演变的三个显著特征是财富与收入比例的增加、工资中位数的停滞和资本回报率下降的失灵。

主张“财富”等同于“资本”的标准新古典主义理论认为，资本的增加会伴随着资本回报率的下降与工资的上涨。非熟练工人工资增长的失灵，已经被归因为某些技巧导向性的技术变革（尤其是在1990年代），而这种技术变革增加了市场施加给技术的额外成本。

因此，那些有技术的工人看到他们的工资在上涨，而那些没有技术的工人会看到他们的工资在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