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能，美国不平等的最让人不满的方面是机会的不平等：在美国，一个年轻人的生活前景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父母的收入和受教育水平，这种依赖程度比其它发达国家都要高。“美国梦”很大程度上是虚构的。

大量的研究已经关注到结果不平等与机会不平等之间的联系。当存在收入上的严重不平等时，处于上层的群体可以为他们的后代购买其他人无法获得的特权；同时他们常常认为，这样做是他们的权利和义务。

同时，可以肯定的，在缺少机会平等的前提下，那些出生在社会分配底层的人很可能始终处于社会底层：结果的不平等会自我延续。

这是极大的问题：考虑到我们机会平等程度的低水平、收入与财富不平等程度的高水平，伴随着结果不平等的持续增强和机会平等性的持续减弱，未来情况可能会进一步恶化。

普遍化的国际趋势

在美国赢得这场比赛、变成全球最不平等的国家（至少在发达经济体中）的同时，发生在美国的许多情况已在其它地方上演了。

在过去的25年时间里，被广泛采用的、衡量收入不平等的基尼系数，在德国大约增加了22%，在加拿大增加了13%，在英国增加了13%，在意大利增加了8%，在日本增加了6.4%(图3)。

模仿美国经济模式的国家越多，结果与跟美国更加趋同。在西欧国家和北美国家中，英国现已是不平等程度第二严重的国家；相较于撒切尔时代之前，这是一个显著的变化（图2和图3）。

曾经在OECD国家中最为平等的德国，现在已经位居不平等的中游之列。

最富裕1%群体的收入所占比例的扩大已经成为一个普遍的趋势；同时在盎格鲁萨克逊国家，这一趋势起步更早，而且相较于其他地方，这一趋势更加显著（图2）。

在富裕国家中，诸如美国，财富集中比收入集中要更加显著，财富集中的程度也在加剧。

举个例子，在英国，最顶层1%群体的收入所占的比例从1978年的5.7%增长到了2010年的14.7%。与此同时，英国最顶层1%群体的财富所占的比例从1970年的22.6%激增到2010年的28%，最顶层10%群体的财富所占比例从64.1%增长到70.5%。

在转型经济体出现的模式，同样令人深感不安。在通向市场经济的初始阶段，转型经济体的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程度都处在较低水平（至少根据现有可测量来看）。

如今，正如使用基尼指数测量所显现的那样，中国收入不平等的程度可以比得上美国和俄罗斯了。

纵观OECD国家，自1985年以来，可获得数据的22个国家中的17国家的基尼指数，都已经显著增加（图3）。

注：收入指的是根据家庭规模调整之后的可支配收入。横坐标的国家从左到右依次为：斯洛文尼亚、丹麦、捷克、斯洛伐克、挪威、比利时、芬兰、瑞典、奥地利匈牙利、爱尔兰、瑞士、卢森堡、法国、荷兰、德国、韩国、冰岛、爱沙尼亚、希腊、波兰、西班牙、新西兰、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意大利、英国、葡萄牙、以色列、美国、土耳其、墨西哥、智利、OECD-20国。

此外，最近皮凯蒂（T. Piketty）与其合著者的研究发现，至少在我们有数据可查的富裕国家中，继承财富的重要性在最近几十年已经增加。虽然继承资金在可支配收入中的比例在战后初始阶段呈现的是递减的趋势，但是在过去的几十年中这一比例已经持续增加。

解释不平等

我们怎样才能解释这些令人担忧的趋势呢？传统上来讲，经济学家和社会思想家们对导致不平等的原因几乎不存在共识。

在19世纪，他们努力去解释，要么去为不平等辩解，要么去批判明显的严重的不平等。马克思就讨论过剥削问题。

作为第一个经济学讲座教授的首位获得者（the first holder of the first chair in economics），牛津大学万灵学院的德拉蒙德讲座教授西尼尔认为，资本的回报是对资本家节制和不消费的报偿。（意指）这不是对于劳动的剥削，而是对于资本家们放弃消费的正当回报。

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则发展出了边际生产率理论，这个理论认为报酬更大程度上反映了不同个体对社会所做出的贡献。

尽管剥削理论认为顶层群体的财富所得是通过拿走底层群体的所得来实现的，但是边际生产率理论认为顶层群体只是获得了他们为社会所贡献的东西。

这一观点的拥护者甚至走得更远：他们已经表明，在竞争性市场中，剥削（例如，作为垄断势力或者歧视的结果）确实是没法持续下去的，同时资本的增值会导致工资的上涨，所以多亏了顶层群体的储蓄和创新，工人们的境况才变得更好。

更明确地，边际生产率理论坚称：由于竞争，参与生产过程的每个人会挣得与他们边际生产率相等的报酬。边际生产率理论，将更高的收入与对社会更大的贡献联系起来。

举例来说，边际生产率理论可以对富人实施税收优惠的合理性做出如下辩护：一旦对高收入征税，富人对社会贡献的应得奖励（just deserts）将被剥夺；同时，更重要的，这样将阻止他们天赋 的展现。此外，富人们对社会贡献越多、工作越努力、储蓄越多，对工人们就越是好事，因为工人们的工资会因此而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