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刚才也说了，现代的学科制度是跟东西关系、跟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有密切关系的。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里面，只要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就可以看到两种不平衡的分类。

一种是从19世纪开始，由于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历史，许多帝国中心地区的国家发展出了大量关于周边地区或地球上其他地区的知识。人类学、宗教学、历史学和其他的学科，都是伴随着帝国对世界的扩张产生出来的，这就是所谓早期的区域研究。这个研究到二次大战之后又跟冷战的构造密切有关，如果我们今天去看英国、美国，甚至日本的一部分的知识，跟它的早期帝国经验是有密切关系的。而在其他的许多国家，为了建立自己的民族独立，大量注意力主要集中在自身历史上面。

这不是偶然的现象。我们看一看历史系，不仅是在中国，哪怕是德国这样的西方国家，它的历史系里面一定是自己国家的历史研究，占据了整个学科的绝大部分。我有一次在德国，当地说他们的历史系大概75%以上，甚至到80%的学者、教授是研究德国史的，其他20%多一点研究全世界的历史。这个跟美国的情况是有所差别的。美国有非常发达的区域研究传统，这是跟美国的历史有关的。

在我们中国，很明显，至少在当前，我们关于整个世界的知识除了关于我们自己的知识之外，主要是关于欧美的知识，发达国家的知识。关于亚洲周边、非洲、拉丁美洲，中国在世界范围内有发言权的学者大概寥寥无几，整个知识领域处在非常弱的状态。更严重的是，由于知识领域相对的弱，也难以激发起人们投身于这些知识、工作的热情，年轻一代，青年才俊很难进入这些领域。

这个问题在今天我觉得尤其需要改变。首先要改变我们知识的视野和分布。第二个改变是要超越过去殖民主义的知识、冷战的知识，形成新的、全球的关于不同区域的知识，人文的知识。这些知识不仅是在分类意义上，而要提出自己的世界观和价值观的问题。

昨天，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邀请乌干达的一位学者马哈茂德·马姆达尼（Mahmood Mamdani）到清华做讲演，他在讨论中问道，中国在非洲做了很多基础建设投资，但我们还是想知道，中国到底要给这个世界什么样的新秩序，什么样新想象？有没有这样的新秩序和想象？这不光是知识的问题，也是价值和世界观的问题。全世界的人都在看这个问题，我觉得这对我们是很重要的挑战，对大学将来的变革也是一个重要挑战，这是第一点。

第二个挑战，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并没有把人类导向一个彻底的、用社会学家韦伯的语言叫“脱魅”，也就是从宗教世界领域脱离出来的世界。

德里达说“无条件追问”，追问以后好像神学世界观垮掉了。但今天是什么现象呢？恰恰相反，伴随着世俗化、市场化的深化，宗教和各种传统出现了复兴的迹象，在这个语境中如何界定人文学科的使命？

人文学科似乎是介于两种力量之间：一种是经济的力量，尤其是拜物教的力量。人的价值、人的精神在这样的拜物教面前到底处于什么位置？这是我们人文学科要提的第一个问题。另一方面，恰恰是由于这样的拜物教的盛行，对它的反动重新出现了，并不是说过去没有，而是世界范围内又出现了宗教复兴的现象。

人文学者、人文学科的形成本身就是在跟宗教世界观的斗争、博弈、纠缠，既内在于它、又摆脱掉它的历史过程中诞生的。所以过去常说，现代的社会科学、人文学科是以上帝之死作为前提的。但现在，上帝没死，上帝又复活了，而且是诸神在复活。在这种现象底下，我们人文学者，尤其是中国的人文学者如何处理这样的问题？

我们都知道每个不同的传统，包括它的宗教传统，都包含着值得我们继承和发扬的部分，我们可以从里面寻找到一部分价值。但人文学科本身是关于人、不是关于上帝的知识，它是新的知识。世俗和宗教的分野，本来也是在欧洲启蒙运动历史里产生的。但是中国现代人文传统能不能提供一些方法和价值观，去理解这样的当代现象？

其次，中国不像欧洲，不是在一神教历史里出现的文明。中国从来都有不同的宗教和其他的文化因素，它的主体是人文的，或者说是世俗的，虽然在这里使用“世俗”已经有点问题，因为世俗概念往往是跟宗教二分产生出来的。可是在中国，世俗的问题跟宗教的问题似乎没有那么大的分野。在中国历史里，那样一种比较能够容纳多样性的人文传统，对于当代世界有没有一些意义？

我在这儿不给出一个答案，我希望大家能够思考这个问题，因为这是发生在我们身边的现象，我们人文学者有必要思考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挑战的是现代知识的许多前提。我们都知道在欧洲，包括北美，他们在讨论最近的宗教问题时，重新讨论的是政教分离、政教重组、公共和私人领域之间的分界，这些分界是现代自身构成的，既是它的知识前提，似乎又是它的信念来源。正因为这样，这个挑战除了一般我们说的宗教问题外，提出的也是知识上的挑战，我们需要回应这个挑战。我们用什么样的思想和学术的资源回应和思考这些问题？这是我提出的第二个问题。

第三，我刚才也已经反复讲到，现代的人文学科是在和自然科学的联系与分离当中诞生的。如今，人工智能、基因技术、生态科学等等发展，正在对人类的存在方式产生影响。在学科分立的条件下，如何重新界定人文学科与自然科学的关系？人文学科如何既从自然科学的发展中汲取营养，又对它的发展保持批判性的反思？这是整个现代人文学科的使命之一。

20世纪出现的一个状况是，因为科学主义将科学方法运用到一切方面，对科学主义的批判使得人文学科获得了自主性。在获取人文学科自主性的同时，渐渐使得人文学科的训练和它的知识领域，与自然科学的进展之间脱开了距离。今天我们看基因技术或者人工智能，它改造的是什么？基因技术可能会改造生命本身，人的再生产有可能因此发生变化，人的寿命由于财富的积累、技术的发展也会发生重大的变化，人的社会关系不再是家庭关系或普通的社交，也在发生重大变化。

我们现在有了数码技术，在网络上，年轻一代几乎与生俱来，他的社会关系、社会身份很可能是多重的，传统的社会科学、人文学科对于人和身份的认识，可能由于对技术的不了解，或者是不能内在追踪它的发展去理解这个变迁，而无法对这个现象作出有效的回应。也就是说，自然科学的发展本来提供了我们一些机会，但是我们需要对这个过程、对它的边界加以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