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因为如此，近代中国的社会变革、甚至革命，都是跟科学连在一起的。晚清的无政府主义革命家吴稚晖说过：“科学公理之发明，革命风潮之膨胀，实十九、二十世纪人类之特色也”。我们可以看到，整个知识的变迁跟社会变迁密切相关。也正是在这样的过程中，产生出了对科学及其限度的思考。从晚清到当代，都持续不断地有人探讨科学的边界到底在哪里。晚清时的章太炎、鲁迅的老师，他批评所谓科学公理的世界观，进化、唯物、自然这些科学的概念都是一种信念，它们是有限度的，背后是有权力的，这是他的再思考。

有意思的是，近代科学在进入中国的时候，是跟战争、军事冲突、文化冲突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从19世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因为所谓的落后挨打，不得不去思考：东西之间是什么关系？为什么在战争中，西方列强赢了，我们输了？我们有这么长的传统，我们甚至也有不少先进的武器，结果却输了，原因是什么？有很多人探讨这些问题，我们暂且不去说它。我举这个例子的意思是，这时产生出了对西方文明和中国文明的一些类型化归纳。我们讲中体西用，过去从洋务运动就开始讲中体西用，中西或者东西的关系，成为从19世纪晚期到20世纪很长时期内环绕我们思想领域的一个重要问题。

那个时候他们认为西方首先代表的是什么？

梁漱溟先生在1922年出版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里，把中国、印度和西方做了一个对比，进行对比的这两种文明是非常不一样的，梁漱溟之前的杜亚泉等人都提出过这个问题，甚至还有李大钊。他们说西方是动的文明，东方是静的文明；东方是玄学、艺术、意见、玄谈、本体、思德、古化，或者说就是怀念古代，中国和印度都代表这样的方向，还有人说中国是道德的、伦理的、审美的、情感的等等这样延伸性的叙述。

西方是什么？西方首先是科学，学术、知识、论理、逻辑、现象、公德、进化，进化是往前的、注重当下的，不是怀念古代的。所以对这一代中西文化论战者来说，科学的问题不仅仅是知识的问题，玄学的问题也不仅仅是道德的问题，它们所指涉的是科学和玄学所代表的两种不同的文明。在他们看来，西方文明当中所有的科学、政治、经济、道德、法律、思想等等都是科学的、理智的、认知的。而在玄学的文明当中，所有的科学、政治、经济、道德、礼法、思想等等，都是玄学的、艺术的、直觉的。这是东西文化论战当中出现的非常重要的一个论述模式，这个模式作为知识在今天看来问题是非常多的，我们可以批评检讨它。

不过，对于理解我们近代的知识来说，这个历史是需要记住的。

1923年，也就是距今90多年，我们清华大学有一位著名的人类学家吴文藻先生，他邀请了一位当时非常有影响的政治学家，也是参与了很多改良运动的重要知识分子，名叫张君劢。张君劢早年曾在日本早稻田大学学习经济，后来到柏林大学研究政治学。他1922年陪同一个德国的哲学家杜里舒来访问中国。1923年吴文藻先生知道他回来了，邀请他到清华大学做一场演讲。清华大学的同学大部分都是预备到美国留学的、学习理工科的学生。张君劢先生1923年的演讲题目就叫做《人生观》，这个讲演后来发表在《清华周刊》上，大家可以在清华校史馆或图书馆查到他的文章。

我们知道1922、1923年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欧洲知识界也在反思，战争和一个先进的科学技术的时代所造成的对人类毁灭性的打击是怎么发生的。欧洲的知识分子在思考这样的问题时，把眼光也同样投向了东方。这是为什么那个时代，杜里舒、倭铿、柏格森等等对现代性、现代社会进行反思的西方学说在中国也开始流行起来了。张君劢在清华大学的演讲，提了这么几个主要的观点：

第一，他说科学是客观的，人生观是主观的。第二，科学是论理的方法，是逻辑的、推论的方法所支配的，人生观是起于直觉的。第三，科学是可以分析的方法，人生观是综合的。第四，科学是因果律支配的，人生观则为自由意志。第五，科学起于对象相同的现象，而人生观起于人格之单一性，换句话说，人生观是多元、多样的。

张君劢认为科学无论如何发达，人生观问题的解决绝非科学所能为力，惟赖人类自身而已。这里提出了一个科学限度的问题。之前我们谈到的科学方法，从西周到严复，都认为科学的方法本身能够提供道德的基础、伦理的基础、一切知识的基础。但是到张君劢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实际是提出了科学限度的问题，而这个限度是跟当时东西文明的论战关联在一起的。

1915—1920年前后发生的东西文明论战，更早的根源事实上从晚清就开始了。知识的问题和文化的问题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所以张君劢说：“吾有吾之文化，西洋有西洋之文化。”“自孔孟以至宋元明之理学家，侧重内心生活之修养，其结果为精神文明。三百年来之欧洲，侧重以人力支配自然界，其结果为物质文明”。换句话说，他把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类同于西方文明和东方文明的差别，最终把文明的差别转换成不同知识类别的差别，伦理、审美、情感、道德的知识，不同于归纳、演绎、分析或重建的科学的方法论，需要另外一套方法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