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复先生说过一段话：“所不举历史为科者，盖历史不自成科”，历史不能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历史者，所以纪录事实，随所见于时界而历数之，于以资推籀因果揭立公例者之所讲求也，非专门之学也。”这是晚清时他翻译西方学术时在注释当中提到的一句话，我摘出来了。也就是说，文史哲的分类作为今天学科制度的形成，完全是现代的产物，它的知识分类的谱系，跟传统的知识分类谱系，虽然有着传承、渗透的关系，但从结构上来说是不一样。

这也带来了另一个问题，近代的分类学是从欧洲分类里面产生出来的，所以很自然的，这个知识背后是以西方为中心的知识分类谱系，仍然是我们今天学科体制一个非常核心的部分。所以，到了今天，我们应当重新去思考这些分类谱系和它的知识，在不同文化、地域当中的意义，和我们怎么看待知识分类的问题。其实科学和人文学科的关系，包括它的分类，在不同领域里面也是非常不一样的。即便在西方，这也是争议性的问题。

20世纪西方的哲学家，对于科学和哲学的关系也有着不同的看法。曾经访问过中国的大哲学家罗素说，哲学是不能脱离经验科学来追问的。就是说，罗素要求跟自然科学、经验科学之间形成密切的关系。另外一个也同样伟大的哲学家维特根斯坦说，如果哲学追随着科学的脚步走的话，只会走到无穷的黑暗当中去。也就是说维特根斯坦要强调哲学领域的自主性，虽然他被看成是一个分析哲学家，但在哲学和科学的问题上，他更强调哲学自主的领域。这是我要讨论的第二个和第三个，就是文化和知识、和人文学科的建立之间的关系。

最后一个方面，现代的人文学科跟知识界新知识群体的形成有着密切的互动关系，所以专门化的学术研究和思想文化运动相互促进，这是近代人文学科和思想发展非常重要的一个现象。

我们都知道晚清的时候，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等人卷入政治的辩论，同时也卷入大量知识的辩论。20世纪建立民国后，1915年出现了文化运动，出现了不同的文化派别，发生了剧烈的文化冲突和斗争，一直到五四时期。我们可以看到新的文化运动激发起的思想争论对于现代知识的促进作用，并且使得一代学者跟社会、政治甚至科学变迁保持着某种密切的关系。比如我刚才说的科玄学论战里面，丁文江是科学家，梁启超、胡适通常我们看作人文学者，可是他们是作为一个知识群体、一个所谓知识界在互相辩论，他们不是停留在各个有局限的、纯粹的分科之学里发生争论的。

如果没有独立的知识领域，没有知识界的争论，人文学科的发展、思想的激发是很困难的。一方面，没有分科之学、没有专门之学，任何一门知识长足的发展都是很困难的；但是如果没有知识领域的相互激发，思想能够把握时代脉搏、能够抓住核心问题、能够提出人们关心的共同问题的能力又是有限的。所以思想运动跟学术发展之间是有密切的关系的。

八十年代也有过文化的争论。我自己在九十年代有幸结识《读书》杂志的作者，后来也成为编辑。《读书》杂志在我们做编辑的过程中，我常常说它是圆桌：来自不同领域、思想派别、观点立场的人，可以在这个圆桌上发生重要甚至激烈的辩论。这些辩论能够促进知识的发展，促进年轻一代探求问题的热情。

这跟今天的条件非常不同，我们今天的大学里，很多知识领域包括学术项目，都是以项目为指导的。算学术成果的时候要看SSCI、CSSCI等等这些所谓的统计制度，表示我们的进展。但是在19世纪到20世纪那么长的思想进展当中，恰恰是最灵活的那些思想争论所激发起的学术和思想的进展最值得我们重视，而不是这些统计的数字，同时这样的进展能够促进我们知识的生成。

所以，我觉得这四个历史前提，能够让我们对现代人文学科有个基本了解，明白它的力量、限度和弱点，理解今天遇到了什么问题。我个人觉得今天的问题都跟我们提到的人文学科的前提有密切关系。

我要提到的第一个人文学科面临的挑战就是，伴随着全球化、区域化的进程，人文学科的内容和分科都面临新的调整。因此需要讨论如下问题：如何估价现代人文学科的学科分布？如何思考人文学科与不同人文传统的关系？

我先从后一个问题、人文学科的不同传统开始。我刚才说到分类，现代分类跟传统知识之间的差异问题，事实上这个问题并不仅仅是中国的问题。我们到不同地区，不同文化里都有自己文化的内容和一套规范，有它历史形成的脉络。但是这些脉络今天几乎无一例外地被包囊到一种西方式的近代分类学里了。我们怎么去估价自己的人文传统，我们怎么估价在这个人文传统当中产生的旧成果和新成果对于当代的意义？我们要重新去看待这样一个问题，这是现代历史这个学科形成过程中自然被排斥和压抑的部分，我们要重新调动起来。在今天的知识分类里，我们需要重新思考现代的学科制度跟我们自己的知识传统、文化传统之间的关系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