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登政府提“去风险化”，又抛“新华盛顿共识”

冯德莱恩、沙利文和朔尔茨，是美欧国家中使用“去风险化”概念的三个代表性人物，然而这三人所想要表达的意思却又不尽相同。

6月6日，美国耶鲁大学法学院蔡中曾中国中心的中国问题研究员莫里茨·鲁道夫（Moritz Rudolf）连发数条推文，对于这三人口中的“去风险化”要点进行了梳理和归纳。

莫里茨·鲁道夫推特截图

冯德莱恩强调了其认为的“去风险化”四要素：欧盟经济的弹性和竞争力、改进或应用现有工具和贸易手段来对抗经济扭曲、为关键领域提供更多防御性工具、与合作伙伴保持一致。朔尔茨则认为，“去风险化”应当是包括“全球南方国家”在内的其他国家都能够推进的事项，并明确指出，G7仍将大量对华投资，持续对华出口以及维持同中国的供应链，他也提到，“供应商越多就越安全”。

鲁道夫总结，沙利文版本的“去风险化”，主要说法有三点：

1、关键商品的安全、供应链弹性，不依赖于单一国家（例如：清洁能源技术、半导体等）。

2、保护最先进的技术，特别是那些具有军事用途的技术，使这些技术不会被用来损害美国的安全。

3、基本上投资源于美国工业的产能，“我们有能力发展和生产我们未来几年需要依赖的一些关键产品”（例如：科技、医疗卫生或清洁能源领域等）。

事实上，沙利文4月27日在布鲁金斯学会的那场演讲，或许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都会被人频繁提及，甚至“载入历史”。当天，在大谈特谈中国是所谓“风险”，并宣称要“去风险”的同时，沙利文还抛出了一套所谓的“新华盛顿共识”（The new Washington consensus），彻底颠覆了美国政府旧有的“华盛顿共识”。

要知道，就在沙利文发表这番言论的前一周，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刚刚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发表演讲警告，美国做出任何与中国“脱钩”的努力都将是“灾难性的”。

“新华盛顿共识”，美国零和游戏里的又一根“大棒”

“华盛顿共识”，指的是美国等西方国家主导的、以新自由主义理论为基础的全球政治和经济秩序，倡导贸易和金融自由化、减少政府管制等政策取向，一度在全球甚嚣尘上。特别是从里根政府开始，美国不断推崇新自由主义、减少关税和贸易壁垒、大量外包和贸易全球化、资本自由流动、放弃国有企业、放松金融管制等。

然而，“市场经济”、“全球化”、“自由贸易”……这些曾经美国所宣扬和热衷的概念，到了沙利文这里，却被“骂了个臭头”，怒斥这些东西“掏空了美国”，影响了美国的经济发展，削弱了美国的“民主制度”。

当地时间4月27日，沙利文在布鲁金斯学会提出“新华盛顿共识” 图自布鲁金斯学会官网

荷兰莱顿大学美国外交政策专家安德鲁·高索普（Andrew Gawthorpe）总结，沙利文提出的“新华盛顿共识”要点有三：一是，美国不再强调自由市场和自由贸易，恢复产业政策和保护主义；二是，美国试图重新构建全球供应链；三是，美国正挑起“经济战”，为保证其军事和技术优势，将国际经济体系“武器化”，阻碍别国经济发展。

“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高索普直言，“新华盛顿共识”更多由“大棒”组成，新共识下的世界观更悲观、更具零和思维，摒弃了与竞争性经济集团实现全球包容性增长的愿望，其政策也带来了地缘政治风险。

“昨天的美国经济学正统，变成了今天的异端邪说。”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爱德华·卢斯（Edward Luce）也提到“新华盛顿共识”具有地缘政治性，美方为达到所谓“国家安全目的”的手段就是遏制中国。他指出，“华盛顿共识”是正和游戏，一国富了，别国皆富；而在“新华盛顿共识”这场零和游戏中，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是以牺牲别国为代价。

此外，外界也有人注意到，沙利文呼吁美国要反思过去自由主义那一套，难道美国是想模仿中国，走中国的路？这有可能实现吗？

沈逸对比中美两国情况并指出，中国的改革开放之所以会成功，是因为中国的所有经济资源和生产资料理论上握在政府手中，随后将其中一部分放归市场并管控市场，发挥出市场最大化的优势。而如今的美国，认为市场化过了头，想要收回一部分却是很难做到的。

“美国政府手中拿什么同市场资本对抗？有具有巨大体量和影响力的国有企业吗？有对整体国家经济的战略性掌控力吗？”沈逸说，美国政府没有额外收益来源，想要做事只能靠收税和借债，而收税要看有钱人脸色，借债也有债务上限。他直言，与其这样“邯郸学步”，还不如用“华盛顿共识”老老实实搞资本主义。

“去风险化”本身也有风险，多数欧洲民众并不买账

国际社会上，有许多人已经看到了西方鼓吹“去风险化”的危害。德中联盟联邦总会主席、德国联邦总理府前国务秘书、联邦政府前发言人奥托·豪泽（Otto Hauser）近日表示，不认同欧美一些政客抛出“去风险化”、“制度性对手”等提法。他认为，“制度性对手”等概念完全是错误的，可以说是无稽之谈，它无法准确描述双方在多个领域建立的成熟关系。

“我们不能一方面在经济上携手合作，另一方面又在政治上对抗。”豪泽表示，来自德国和欧洲的企业在华投资，中国并不是什么“制度性对手”，他认为德国对华政策应当坚持务实，不应受意识形态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