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 熊超然 编辑 徐乾昂】从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今年3月底首先提出，到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和德国总理朔尔茨随后呼应，再到写进七国集团（G7）领导人广岛峰会公报之中，短短不到三个月，“去风险化”一词的热度已被炒至顶点。放弃了“脱钩”之说，西方换了件“马甲”，用“去风险化”来摆脱话术上的困境和束缚，看似温和圆滑，实则阴暗毒辣。

特别是沙利文，嫌炒作“中国风险论”不够，他还抛出一套“新华盛顿共识”，在彻底颠覆美国政府自己此前推崇的自由主义和经贸全球化的同时，用遏制中国来达到其所谓的“国家安全目的”。美国《外交事务》杂志直白指出，美国力推“去风险”概念，实际上就是在芯片、关键原材料等重要领域限制中国发展，同时限制中国市场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

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教授沈逸告诉观察者网，相比于“脱钩”，如今西方所谓“去风险化”的概念范围更大、边界更模糊、主观阐释性更强，甚至更难做到，美欧国家不断通过搞“话语标签战争”使其自身行为“合法化”，而在前期“脱钩”全面趋向于失败的背景下，“去风险化”在更多的时候，不过是其用来“挽回尊严”向选民交代，并继续进行政治操弄的一种类似“PUA话术”。

中方近期一再告诫各方，美方所谓“去风险化”的本质就是“去中国化”，要讨论去风险，首先要搞清楚什么是风险。沈逸则提醒，想要真正做到去风险，那就离美国远点，靠中国近点。他进一步解释，美国长期以来对国际社会所构成的“风险”层出不穷，唯有靠近中国这片应许之地，才能拥抱机遇、稳定发展。

当地时间6月19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在柏林同德国工商界代表座谈交流时，也谈及“去风险”，他掷地有声地指出：“防风险和合作不是对立的，不合作才是最大的风险，不发展才是最大的不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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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风险化”何时成了热词？

美国《纽约时报》形容，如果外交官也玩TikTok，“去风险化”肯定会成为热词；英国《金融时报》也形容，2023年年度词汇的角逐已经结束，至少在地缘政治领域，“去风险化”是当仁不让的赢家。一段时间以来，部分西方政客三句不离这个词。

“去风险化”一词首次引人注意并与中国相关联，始于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今年3月30日就欧中关系发表的一次讲话，她当时解释自己为何要同法国总统马克龙一同访华，为何欧洲没有响应特朗普政府时期的“脱钩”呼吁。

“我认为（欧洲）与中国‘脱钩’既不可行，也不符合欧洲的利益。我们的关系不是非黑即白的——我们的应对也不应该这样。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专注于‘去风险化’，而不是‘脱钩’。”说完这些，冯德莱恩访华结束后，于4月18日在欧洲议会全体会议重申，欧洲需降低对华依赖、降低对华关系中一些“重要且敏感领域”的风险，但这叫做“避险”，而非“脱钩”。

资料图：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 图自澎湃影像

自此，“去风险化”开始频繁被美欧官员使用。

4月27日，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在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演讲时宣称，美国不打算与中国经济“脱钩”，但美欧领导人寻求对华贸易“去风险化”，比如美国要在关键技术领域设置所谓“小院子、高围栏”战略，对向中国出口的最先进半导体技术“量身定制”限制措施以维护“国家安全”，还辩称这“不是为了伤害中国”。

5月9日，德国总理朔尔茨在欧洲议会发表主旨演讲，谈及欧中关系时声称，“来自中国的对抗和竞争有所加剧”，随着中国在欧盟27国面前变得越发自信，欧盟应降低对华关系中的“风险”。他表示，赞同冯德莱恩所谓的观点：欧洲不应“对华脱钩”，而要“明智地去风险化”（smart de-risking）。

5月底的G7领导人广岛峰会，公报“史无前例”提到中国20次。除了老调重弹台海、南海、涉港、涉疆等问题，公报涉华部分还出现了“去风险化”、“经济胁迫”等措辞。

从“脱钩”到“去风险化”，西方打的什么算盘？

过去这些年，美国嘴上说无意搞“新冷战”，但在许多地方却处处推动对华“脱钩”，不仅言辞激烈，还胁迫其他国家一起干。然而，随着美国越发激进，国际社会的反对声也越发高涨，这种对华打压且破坏经济全球化的做法，甚至也遭到了美国国内商界以及一些外部盟友的批评。

“脱钩断链”越来越搞不下去，于是美国换了“马甲”，给“脱钩”披上“去风险化”的概念继续炒作，一方面试图以此摆脱话术上的困境，寻求话语主动权；另一方面给中国扣上一顶“风险”的帽子，进一步推动对华“脱钩断链”。

《纽约时报》认为，“去风险化”一词更加温和、圆滑，不那么好战，而《金融时报》则称，“去风险化”这种做法相当“阴暗”。“脱钩”和“去风险化”这两个概念，究竟应该如何理解？又有什么关系？

当地时间5月20日，G7广岛峰会召开第5次会议，主题为“经济韧性与经济安全”  图自G7广岛峰会官网

对此，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教授沈逸认为，从“脱钩”到“去风险化”，如果作为政策名称，两者从意涵上来看，“脱钩”还比较清晰，“去风险化”则是变得更加含糊不清。

“‘脱钩’是一个非常具体清晰、有明确衡量指标的事，而‘去风险化’较之则范围更大、边界更模糊、主观阐释性更强、对能力要求更高。理论上而言，‘脱钩’是‘去风险化’当中的一种手段或工具，而他们（西方）现在完全做成了‘等效替代’。”沈逸指出，这说明到目前为止，美欧国家本质上在搞“标签战争”，需要去贴一些“标签”，做一些动作，认为这样就具有了“合法性”。

他分析，从某种意义上说，“脱钩”只需要断掉所有认为应该断掉的，有没有真正完全去掉风险并不一定，而真正的“去风险化”比“脱钩”更难做到。“他们（西方）为什么选择‘去风险化’？为什么要提出更高的要求？唯一的原因正是由于‘去风险化’更加模糊，没有一个清晰的衡量标准。”

沈逸总结，关于“去风险化”的本质是：西方政客基于国内政治需求、现实力量对比、客观环境，在前期“脱钩”全面趋向于失败的背景下，所新创造出用来“挽回尊严”并继续进行政治操弄的词汇。

英国《金融时报》首席外交事务专栏作家吉迪恩·拉赫曼（Gideon Rachman）指出，一些西方领导人之所以如此欣然接受“去风险化”，是因为这让他们摆脱了在言辞上的束缚。然而，拉赫曼认为，“去风险化”目前已经出现了三大困境：一是，企业与国家间利益冲突；二是，减少对华依赖的难度和成本巨大；三是，“去风险化”挥之不去的模糊性质。

因此，拉赫曼所撰写的这篇评论文章标题即为——“降低对华贸易风险本身就是一场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