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生态文明建设的过程中，我们经历过很多挑战，遇到过很多困难，但最后我们都挺过来了。”

“我们既有自上而下顶层设计，同时我们又有了人民群众自下而上的力量，这两股力量其实是我们的一个优势。”

“东西之间、南北之间和城乡之间在建设生态文明的过程当中有什么异同？”

3月8日，在东方卫视《这就是中国》第93期节目中，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张维为教授和复旦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教授包存宽先生一起对中国如何进行生态文明建设进行了解读。以下为观察者网根据节目内容整理的文字稿。

张维为：

大概十年前，我在复旦大学做过一个讲座，谈中国模式的世界意义。但那天雾霾特别厉害，上午10点钟的时候天空还黑乎乎的。所以讲座开始前，一位朋友就对我说，今天雾霾这么厉害，恐怕很多人要质疑中国模式。我当时这么回答：中国模式不是没有问题，而是一旦发现问题，它的纠错能力比较强，效率比西方模式高很多。在环保问题上也是这样。

早在上世纪80年代，也就是改革开放不久，环保问题已经引发了非常广泛的争议。有人认为中国决不能走“先污染，后治理”这个老路；也有人认为所有西方国家走的都是“先污染，后治理”，没有例外。

当然，我们官方当时的表述是第一种，就是一定要避免“先污染，后治理”的方式，而要走出一条发展与环保“双赢”的新路。但后来的实践证明，我们并没有完全跳出“先污染，后治理”的怪圈。后来我进行过思考。这也许是一种历史宿命：一个社会总有少数人会非常清醒地认识到一些问题，发展一定要走一条经济与生态“双赢”的道路，但往往由于种种原因，要使整个社会都真正认识到这一点，需要更多的时间。甚至要等到污染直接威胁了多数人生活品质的时候，大家才会顿悟，才会走上真正的环保之路。

现代化对环境的破坏从18世纪欧洲工业革命就开始了。我想今天多数西方国家也承认，他们当年工业革命过程中造成的二氧化碳排放对全球气候变暖负主要责任，所以国际气候变化谈判中确定了一条原则，叫“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也就是说所有国家都有责任，但西方国家要承担更多的责任。

然而西方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并没有真正落实他们的责任。欧洲国家总体上环保意识要比美国好一些，美国在特朗普时期甚至退出过《巴黎气候协定》。虽然现在拜登说美国要返回这个协定，但我觉得还是要看美国的实际行动。

我记得不久前，网上流传过一个视频，是2011年我们中方团长解振华在南非德班气候大会上大声地谴责一些西方国家只说不做。他有点激动，是这样说的：“有一些国家已经作出了承诺，但并没有落实承诺，并没有兑现承诺，而且没有采取真正的行动。讲大幅度率先减排，减了吗？要对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你提供了吗？讲了二十年，到现在并没有兑现。我们是发展中国家，我们要发展，我们要消除贫困，我们要保护环境，该做的我们都做了。我们已经做了，你们为什么还没有做到！你有什么资格在这里讲这些道理给我听？”

2011年12月11日，中方团长解振华在南非德班气候大会上谴责某些发达国家在环境问题上只说不做（观察者网视频截图）

就中国自己而言，过去数十年的迅速发展在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同时，也确实让我们付出了环境污染的沉重代价。我一直关心这个问题，因为它关系到我们中华民族乃至世界的未来。我非常有幸，参加了一些环境问题的国际会议，包括1995年4月在柏林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一次缔约方会议（COP1），后来又参加过多次联合国气候变化有关的会议。某种意义上我也是联合国气候变化问题谈判进程的见证人之一。

我当时有不少机会请教国内外的环保问题专家。比如，我曾经问过，中国的生态环境已经比较脆弱了，这种生态恶化的局面到底能不能彻底扭转过来？我与中外专家讨论得到的结论是，（上世纪）九十年代末的时候，只要中国下决心搞环保，一定可以扭转局面。他们说，欧洲历史上的环境污染比中国还要严重，但经过努力，欧洲今天已经成了环保相对比较成功的地方。

伦敦的污染曾经非常严重，过去它的别名叫“雾都”，而“雾都”最大危机的爆发是在20世纪50年代。1952年12月伦敦曾出现过一周内4000多人死于煤烟污染事故的情况；1953年的煤烟污染又导致800多人死亡。

欧洲最大的河流莱茵河曾被宣布为死河，大量生物死亡，人不能够游泳。瑞士森林的树木也开始枯死。最后，欧洲人痛定思痛，形成了环保共识，政府和民间都开始比较认真地解决环境问题，取得了不少成绩。

所以这些专家认为：只要我们善待自然，大自然的自我康复能力非常之强，莱茵河和泰晤士河都是这样慢慢康复的。

我还问过一位与中国环保事业合作过的德国朋友。他跟我说，德国环保虽然做得不错，但是德国的工业革命和数百年内大大小小的战争毁坏了大量的森林。德国现在确实有很多森林，也都是绿的，但它们大部分都是战后植树造林形成的。“从生物多样化的角度来看，我们是个非常差的国家，我们很多森林已经不是原生态的森林，里边连一条狼都没有。而中国现在还是世界上生物物种最丰富的国家之一。”

所以我当时想到：我们要痛下决心，保护好我们的生物多样性，最终可能会给我们带来许多现在无法预料到的巨大利益。

上世纪90年代我还访问过加勒比海地区的小国哥斯达黎加，了解到了当地的一些环保情况。哥斯达黎加走过一段弯路。从（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政府鼓励砍伐热带雨林，建养牛场，因为美国快餐业在迅速发展，哥斯达黎加把牛肉出口到美国能赚大钱。但后来这里的人意识到，原始雨林的土层非常薄，不适合农牧业，而保持热带雨林就是保持了生物多样性，潜在的价值是无法估计的。所以政府就开始注重环保，注重保护热带雨林，严格控制养牛业。

我2006年的时候走完了一百多个国家，然后开始写我的“思考中国三部曲”。第一本叫《中国触动》，这里面专门有一节的标题是：生态文明：中国的机遇。

我当时提了一个观点：建设生态文明对中国有利。我们的环境已经到了一个无法支撑高污染、高能耗、低效益生产方式的地步。中国人均资源比较少，生态环境已经高度脆弱，环境污染已经危及国民的身心健康和社会稳定。

当时国内一些学者也在讨论这个问题。有一位学者说，我们要算两笔账：一是算按传统工业文明的道路继续走下去，我们还要付出多少经济、社会、政治、健康的代价；另一种是算走循环经济、绿色经济、绿色生产消费、可再生能源的生态工业文明之路的转型成本有多少、风险有多少、好处有多少。这个账算清楚了，我们就可以更加义无反顾地推动生态文明。

当然，学者做的事情很大程度上都是纸上谈兵。国内的很多地方早就开始行动起来了。2002年，习近平到浙江担任省委书记，开始密集地调研。他花了四个月走访了11个市、25个县。在调研中，他发觉农村环境问题比较严重。所以他在2003年启动了“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或者叫“千万工程”。同年，他还提出了“八八战略”，也就是浙江省要发挥八个方面的优势、推进八个方面的举措，其中一个优势就是发挥浙江的生态优势，创建生态省，打造“绿色浙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