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彭文生】

在2019年的最后一天，分享一篇随笔，感谢朋友们过去一年对我的研究的关注，祝大家元旦快乐。

从日历来讲，新的一年开启本世纪第三个十年，我们进入2020年代，容易让人想到未来10年将带来什么。我在12月中旬光大证券年度策略会上作了题为“下个十年：数字经济”的发言，提出数字经济是对未来发展具有系统重要性的新增因素。另一方面，2020并不必然有特殊的含义，从数字来讲就是2019加了一个1，我们如何看未来，取决于我们怎么认知现在，很多事都是有路径依赖的。

本文是一篇随笔思考，没有一般经济分析文章必备的图表，是我自己回顾2019年的一点心得体会，希望对读者思考未来有所启示。

2019年全球经济增长普遍性放缓，中国也不例外，但中国GDP增速下降的速度似乎超出预期，尤其是下半年，由此在年底引发了2020年要不要、能不能保留“6”的争论。有两个因素特别受到关注，一是中美贸易摩擦、另一个是信用紧缩压力尤其是包商银行事件的影响。大家讨论的也不仅是总需求三驾马车，更有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和相关的中长期结构与改革问题，比如对民营企业营商环境的担忧。如何看待这些因素？对未来是什么含义？

2019年10月，IMF下调当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图片来自新华网

思想的力量

凯恩斯曾说“思想的力量超过既得利益的声音”，强调理念和思维的重要性。但不同的人认识世界的思想可能不同，声音大但错误的思想比既得利益的危害更大。全球金融危机后主要经济体的增长显著低于危机前的10年，中国的增长从2007年的高点后呈现趋势性下行的态势。从低通胀、低利率来看，主要问题似乎是需求不足，按照通常的逻辑，需要扩张性的宏观政策刺激总需求，但主要央行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的效果似乎并不理想，反而带来对其负面影响的担忧，比如负利率、贫富分化等。

应该如何理解低增长和需求不足的问题？我们可以从三个视角来看，分属经济学三大派别，根本思想有重大差异，政策含义也自然不同。首先是古典经济学或者说主流经济学，认为市场有效配置资源，供给创造需求，不存在持续的供需失衡。需求与供给是一体两面，增长的趋势下行是因为潜在增长率下降，反映了基本面因素。比如对发达国家过去10多年的增长下滑，流行的解释有劳动生产率增速下滑、人口老龄化等。潜在增长率观察不到，实证估算误差大，更重要的是在理论概念上也有争议。

近期关于保增长讨论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中国的潜在增长率，对于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劳动力减少的负面拖累应该说有基本共识，但对于劳动生产率或者全要素生产率（使用现有劳动力和资本的效率）则争议较大。

在微观层面，潜在增长率被定义为资源有效配置时的增长率，由此有一个误解，就是把潜在增长率理解为可能的最快速度。比如中国的市场发展不成熟，还有不少体制机制的障碍，经济体制改革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进而提升潜在增长率。这在理论上讲是对的，但对我们讨论2020年的形势意义不大，改革动力往往是内生的，反映了现有经济社会利益格局，突破不容易，而且改革取得效果需要时间。

即使在成熟市场经济体，过去十多年的经历也对潜在增长率的概念提出挑战。那就是为什么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没有带来通胀？或者说为什么货币政策放松对需求的刺激效果不大？主流经济学的一个解释是货币政策放松力度还不够，经济体有一些因素使得需求长期疲弱，自然利率持续下行，而名义利率有零下限，限制了依靠货币政策来刺激总需求的空间，这就是所谓的“长期停滞”论。但零不一定是利率的下限，欧洲和日本都出现负利率，为什么需求还是疲弱？更重要的是，难道市场有效配置要求资金的价格是零甚至是负的吗？

古典经济学假设的有效配置资源，讲的是给定现有财富分布下市场供求形成的资源配置。问题是现有的财富分布是不是可持续的或者说能不能被社会的伦理道德所接受？对古典经济学的一个挑战是收入分配的视角。最著名的是马克思的“资本论”，在大规模工业生产中劳动者创造的剩余价值被资本占有，导致大众消费不足，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面临周期性的生产过剩危机。战后的三十年全球贫富差距缩小，但自1980年代市场化以来各国的贫富差距再次扩大，由此法国经济学家Piketty 的《21世纪资本论》成为畅销书。

在西方国家贫富差距在公共政策层面的影响已经体现出来，英国工党、美国民主党代表性人物都提出了调节收入分配的政策主张，包括增加对富人的税收，按照过去40年的标准来看是偏左的，英国工党甚至提出对基础设施（包括电信、铁路、水、能源传输）全面国有化。最近的英国大选结果显示大多数英国民众不能接受工党的政策主张，明年的美国大选，现在看来民主党候选人也难以战胜共和党的特朗普。但这不代表贫富差距问题不重要，相反，在现有的政策框架下，资产价格上升加大贫富差距，问题在进一步恶化。

收入分配也是中国社会关注的一个焦点，在公共政策上已有所体现，改善社会保障，扩大公共服务的覆盖面，尤其是这几年的精准扶贫都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但过去长时间累积的财富分配差距仍然巨大，不仅是社会问题，也是经济问题。突出的例子是房地产，高房价抑制中低收入阶层，尤其是年轻一代的消费。但房价下跌又往往被认为降低有房者的消费、并带来金融风险。房地产成为掣肘货币政策的重要因素，放松有顾虑、紧缩也有顾虑。

英国工党在最近大选中，提出“国有化”选举政策，但最终选举失败。图片来自新华网

对古典经济学的另一个挑战来自凯恩斯，凯恩斯认为市场不是总能有效配置资源，有时会失灵。和古典经济学相信市场供求带来均衡不同，凯恩斯认为经济总是处在不均衡的状态，不均衡是常态，均衡反而是暂时的。凯恩斯强调经济活动主体尤其是投资者面临的不确定性，结合动物精神（animal spirit）和羊群效应，导致经济在繁荣（boom）和崩溃（bust）之间轮回。

全球金融危机后，人们开始反思经济学，重新学习凯恩斯的理论，但对凯恩斯还是存在很多误解。一是简单地把扩张性的宏观政策甚至政府对经济活动的过度干预归责于凯恩斯理论，二是说凯恩斯不关心长期问题，只注重短期，凯恩斯有一句著名的话“长期我们都死了”。国际知名历史学家Niall Ferguson在2013的一个会上说凯恩斯不关心下一代是和他的性取向以及没有子女有关，此言一出引发众怒，Ferguson公开道歉。其实，从批评一战后和平条约到积极参与设计二战后的国际货币体系，都显示凯恩斯是关心长期问题的。对凯恩斯不关心长期问题的误读反映了对其强调的“不确定性”的理解的偏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