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和工业区大到一定程度，边界相对面积就太短了。城市边长增加到2倍，面积就是4倍。所以城市越大，边界上单位长度通过的资源和人流就越多，必须提升基础设施等级。地面堵车，就建立交，立交不够还要地铁，地铁也不够，就要修直升机停机坪。

绘制图C——城市面积和边界

我们看全国的城市，一环形成的早，基本是普通街道，二环往往就是半封闭的快速道加部分立交，三环要全封闭，以高架为主，四环五环就是高速公路了，一般四车道还不够，必须六车道八车道。这证明城市越大，交通流密度越高，基建设施越贵。

还有供水排水、供电、垃圾、空气污染问题也一样。大城市必须花大价钱去解决许多中型城市没有的问题。从这个角度说，大城市基建价格高，房价也应该高。这部分房价不是凭空炒起来的，是用实际财富来换的。地方政府从房价里赚的钱，很多又被这些超额基建吃掉了。

而且中国没有普遍性的房产税和地产税，房价涨了，现有的地产就免费享受涨价和基础设施水平提升。所以，一旦产业链把企业限制在既有的大城市，就形成了长期涨价的预期，搞房地产投机稳赚不赔，结果是房价和地价飙升。那些付不起地租，又不能迁走的的制造业就被扼杀了。等到制造业萧条，资金缺乏正常投资渠道，资金更是只能炒房子，这就是当前经济减速的重要原因。

从物质层面来看，这是把包括钢材和工程师在内的生产能力拿去修超额的基础设施，制造了过量的房子，核心工业的资源当然就少了，机器造机器的循环慢了，必然会导致经济减速。

 制造业投资和房地产投资

10 发展需要强力调控

其实，企业是乐意离开沿海，到内地利用廉价土地和劳动力的。地方政府也乐意发展制造业，收制造业的税，稳定地提供就业。但是，从单个企业的角度看，谁去谁就要牺牲自己的竞争力，给后来的企业铺路；从单个地方政府的角度来说，自己去铺设一条产业链来发展实体经济，赚钱不如土地财政快，而且在领导任期内也没有什么效果，当然没人乐意干。这是个无解的博弈结果，是解不开的死结。市场经济的无政府状态造就了这个结果。

当然，市场经济也不是纯粹无政府状态。计划经济体制下，消灭经济无政府状态，有能力跨行业，跨企业调动资源的是计划委员会。在市场经济下，跨行业跨企业调动资源的是银行和投资公司，换句话说，金融业就是市场经济的计委、计划委员会，是资本主义发改委。

但金融业不管怎么调配资源，终归不是真计委，因为他们投资首先看要看单个企业的效益，要看短期效应，没有能力规划整条产业链。所以企业和银行不能把工业搬到地价更低的地方，反而会主动拿资金出来投机，在大城市附近炒房子。这几天在上海外环郊区抢购楼板价3.7万地王的信达资产管理公司，就是财政部下属的超级金融国企。在没有经济计划的时候，连超级国企也会主动炒作地产，错误地引导资源配置，这就是当前中国经济的制度性问题。

金融业主导实业，不仅会影响房价。现在的中国工业，大多数企业不愿意深入开发技术，搞产业升级，更不会带头给整个行业创造发展空间。大家都愿意在现有的技术上修修改改，买外国的核心部件拼凑机器，不愿意冒险。结果就是利润率上不去，低水平重复建设。反映在就业市场上，就是低端就业多，中高端就业少，毕业生很不满意。

在我这个工程师的视角来看，房价也好，产业升级慢也好，都需要政府主动对经济进行积极干预，不能完全放任市场去配置资源。具体来说，单个企业不肯搬内地，政府应该想办法组织整个产业链的搬迁，把相互关联多的企业群体迁往内地，同时做好制度保障。这样增加的物流成本只是行业整体的进出，不是每次技术合作都必须到沿海跑一趟。房价和年轻人就业问题就都缓解了。

然而，从现实来看，政府的干预是越来越弱，越来越不具体。现在的地方发改委系统，既不具体干预金融，也不控制地方投资，只有一个空泛的产业政策，这好比开车管不了油门，就算假装握着方向盘也没用。所以企业最终还是听市场，听金融的。没有这些地方发改委支持，中央发改委权力再大，也只是个咨询机构。大多数地方发改委、发改局，连咨询机构都算不上，纯粹是盖章机构。

2008年搞四万亿投资的时候我在陕西，帮地方融资平台写贷款可行性研究报告。据我观察，各地政府搞建设的时候，发改局只负责给贷款炒房地产找依据。我写出可行性研究报告之后，他们闭着眼盖章，还要到上级发改委去催着批复，完全不考虑产业政策。发改局在地方曾经号称“二政府”，是地方政府最重要的部门，到现在已经基本废掉了。

宜昌市发改委关于印发《杨美仁同志在全市发展和改革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的通知

在某些地方，一个新的机构拿到了第二政府的位置，就是各地政府的融资平台，是用金融来控制地方经济的机构。一般的说法是融资平台算第二财政。这实际上意味着金融规律已经在主导地方政府的产业规划。各地纷纷靠炒地皮赚钱也是必然的结果：

城投公司不能是地方政府“第二财政”腾讯网

当然，对于地方政府来说，考虑产业政策超出了他们的能力。他们看得最直接的盈利点就是房地产，所以贷款往往就是征地和建街道，让土地涨价支持土地财政。很少会考虑这些新建的城区有没有工业和就业。现在西部省份的财政危机和房地产泡沫，就和发改委系统失效，城市建设超前于产业发展有关系。

产业升级问题和房价类似。需要国家直接出手，扶持基础研究，承担核心技术开发的风险，建立强大的产业基金带领全行业跨越技术门槛。比如说京东方上市14年，拿了56亿政府补贴，亏了80亿，但始终坚持搞技术升级。终于把国产面板技术拉到了日韩的水平线，把四五十寸液晶的价格从10000打到3000，让中国企业打垮日本家电，让中国人买得起大屏幕电视，这就是一个成功的战略。现在日本夏普混的卖给富士康了，要是完全搞自有市场，恐怕现在我们还在高价买大屏幕电视养日本企业呢。

但是，无论是哪一种干预，都意味着政府要收更多的税，对资本和个人生活做更多具体控制。实际上这才是发达工业国的常态。比如说美国3亿人，2000万人吃财政饭，换算到中国就是8500万。中国把1600万教师和上千万临时工都算上才6000多万。考虑到美国私立学校比中国多，地位也高，美国才是大政府小社会。

从财政看，法国政府开支占GDP的57%，欧盟政府开支占GDP的48%。美国各级政府的开支占GDP的36%。把最低的美国数据换算到中国，去年68万亿GDP，应该有25万亿财政，实际上只有15万亿。中国现在产业水平不如欧美，要赶超他们，应该比他们干预经济更多，收税比例更高。现在实际上比他们低。说明我们政府的动员能力还差很远。

但从舆论上看，从实际操作来看。政府干预经济的阻力很大。平民受教育越多，越不信任政府管制，更不支持搞大政府。在新一代人看来，减税、减少管制，把权力交给市场就是政治正确。年轻人普遍认为政府应该少干预普通人生活，尊重私有产权，只负责市政和发福利，别的事情管了就是错。

这种绝对化的自由主义政治正确，是中国发展的重大阻碍。因为资本可以借着这个政治正确，理直气壮地拒绝政府管制，要求搞彻底的市场经济。结果就是经济停滞更加严重。

11 工业人口未必支持工业进步

这时再回到前面的话题。不能简单地指责年轻人要权力，要知情权是错的，不能说质疑政府就是西方思想的侵蚀。因为从世界历史来看，工业化必定会导致个人化思潮。一旦工业化劳动普及，每个人都能脱离传统的社区、家族、乃至家庭独立生活，社区和集体主义就不再是必需品了。

前30年，工业化还是一个个孤岛，要获得工业化生活，就必须加入一个叫单位的组织。所以集体主义对个人来说有一定必要性。一旦工业化普及，劳动力可以自由谋生，肯定会产生个人主义。如果说发展错了，也错在社会没有把这些工业人口重新组合起来，打造新型社区，给他们归属感，而不是错在毁灭了旧的社区。因为只要经济进步，这些社区迟早是要解体的。苏联东欧在劳动力基本转入城市后就出现了普遍的自由化思潮。和这西方的文化压力没有必然联系。

对于现代社会来说，劳动力自由流动是必需品，否则就得搞终身雇佣和高福利，比如许多亏损国企，比如说现在经济停滞的日本。但这条路显然是死胡同。而且，人均财产一旦增加，就希望保卫已经拥有的东西，就不喜欢政府干预个人生活，不喜欢政府干预经济。政府一插手，就觉得政府打击个人奋斗致富的可能性。这就是所谓的小资产阶级心态。

要注意，小资产阶级心态并不限于小资产阶级，心态是可以脱离阶级来传播的。因为人都有生活预期，会按照预期去保卫自己没有的东西。比如说大城市居民一般坐公交上下班，但如果限制私家车，鼓励公共交通，很多没车的人也会抱怨。政府如果加税，很多刚到起征点的工薪族也觉得吃亏了。

这就是教育进步，主流意识形态相对落后的结果。普通人不信八股化的主流宣传，只能根据自己的生活感性地考虑问题。大多数人看到学长和同学混得好，就觉得自己必定有一样的生活。他们在经济上可能还不是小资产阶级，心理上已经有小资产阶级的自觉性了。

不过这不是中国独有的问题。台湾和韩国在快速工业化之后也经历过类似的波折。1980年韩国光州事件，韩军坦克上街，在美军默许下屠城，最后还是不得不政治转型，可见工业化必然伴随着上层建筑的剧烈变动。西方国家也一样，只是他们工业化早，有一两个世纪来过渡，中间打了2场世界大战，经历好几场革命，这才勉强稳定下来。中国大陆的工业化比他们快的多，而且靠教育拉动工业化，能做到现在这样不容易了。

光州事件

光州事件

当然，必须承认，从1966到1976，再到80年代，虽然读过书的年轻人始终在挑战政治结构，但农业时代建立的政治架构最终还是维持到了今天。为什么中国这么稳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