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分 中国的奇迹与工业化的顺次启动

根据中国经济历史图景，我们可以将中国经济的发展历程分为两个部分：改革开放之前和改革开放之后。

如图所示，改革开放之前，中国人均GDP增长基本保持不变，而改革开放之后，人均GDP才出现快速的增长，并且出现中国经济“增长奇迹”。这主要是因为改革开放启动了中国的工业化进程。

从1840—1978年，五代知识分子一直探索强国富民的道路，他们一直认为西方的技术、制度、产业等是最好的，未能从中国的国情或者要素禀赋出发，寻找到适合中国的工业化发展之路。

改革开放后，我们开始坚持“摸着石头过河”论的实验主义和“白猫黑猫”论的实证主义。不管别人的理论，从国情或区情出发发展自己。这正好符合新结构经济学的逻辑，即应该从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现在有什么出发，规划在此基础上能做好什么，把现在能做好的事情做大做强，以此实现逐步赶上甚至超越发达国家或地区的目标。

根据中国的要素禀赋及其结构的变化，我们可以将其分为如下五个工业化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为轻工业启动阶段（1978—1995）。

1978年，中国的要素禀赋结构为劳动力丰富廉价，资本匮乏，技术落后，为此，我们选择了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该阶段的发展目标主要是解决吃和穿的问题。

1995年，我国取消粮票，从生活日用品严重短缺逐步实现供需平衡，标志着该阶段基本完成。1995年，城市居住人口超过30%，中国人均GDP约为600美元。实现了国内衣食供应无忧，解决了温饱问题，跳出了“马尔萨斯陷阱”。但中国依然是贫穷的低收入发展中国家。

中国之所以能够在1978年启动轻工业革命，主要在于我们主动发挥比较优势接纳了全球产业转移，同时实施了双轨制改革。

我们可以通过分析全球纺织制造业的发展阶段来进行观察。

英国的纺织业起步于18世纪，19世纪中叶以后棉纺织品的出口值占其总出口值的比重不断上升，1819—1821年为66.6%，1844—1846年上升到71.49%。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棉纺织制造业生产效率停止增长，工资成本持续上升并逐渐转移至美国。1900年英国棉花消费量和生丝消费量都被美国超过。

大约1835年前后，英国兰开夏郡的一个棉线生产工厂（资料图/historic-uk）

美国的纺织业起步于19世纪末，而到了1913年，在世界棉纺织总产量中，美国已经占27.5%，英国只占18.5%。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美国的纺织制造业发展出现了下降趋势并且逐渐转移至日本和亚洲四小龙。20世纪60年代，美国已由纺织品出口大国转变为纺织品进口大国。

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纺织业开始于20世纪20年代初期，其纺织制造业产值占到工业总产值的一半，纺织品出口额在1925年占商品总出口额的67.3%，成为二战前后二次经济起飞的“助推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日本纺织制造业也趋向衰减。1961年，日本的纺织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下降到11.3%，出口比重也降为16%。

中国大陆抓住本次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纺织业转移的机遇（天时），扩大对外开放（地利），设立经济特区，创造局部条件来突破硬件设施和营商环境的瓶颈限制（人和）。中国大陆的纺织业起步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1995年中国成为最大的纺织服装产品生产国和出口国。

2008年，随着中国劳动力工资的上涨，纺织业开始转移至中国的西部地区以及东南亚和非洲等国家。可以说中国启动轻工业发展的过程中具备了天时、地利、人和。我们通过下图可以看出，1978年轻工业与重工业的占比呈现上升态势，1995年开始缓慢下降，这与我们的预测相符。

同时，我们坚持双轨渐进式改革：所谓市场轨，即放开原来受到抑制的劳动密集型、符合中国比较优势的产业的市场准入和发展；而计划轨是对改革前形成的违背比较优势、缺乏自生能力的大型国有企业继续通过干预市场、价格扭曲的方式给予必要的转型期保护、补贴。

最终，双轨渐进式改革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市场轨使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快速发展，同时推动经济高速增长，资本快速积累，使原来不符合比较优势的资本密集型产业逐渐符合比较优势，为最终去除保护、补贴及遗留的扭曲改革创造了条件；计划轨使中国经济在转型期避免了因大型企业的倒闭而导致失业人口激增、社会不稳定甚至崩溃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