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 中国工业化进程的探索

根据世界经济历史图景可以将历史划分为两个部分：工业革命之前和工业革命之后。18世纪以前西欧国家人均收入年平均增长率只有0.05%，人均收入需要1400年才能翻一番。18世纪至19世纪中叶，人均收入年平均增长率提高到1%，人均收入翻一番所需要的时间缩短到70年。19世纪中叶至今，人均收入年平均增长率为2%，人均收入翻一番的时间降至35年。

上述增长加速的现象是18世纪中叶开始的工业革命的结果。

在前现代社会（即工业革命发生之前的农业社会）的1000多年里，中国曾经是世界上最先进、最强大的国家，直到工业革命前，中国仍雄踞世界经济版图。中国GDP在世界总GDP中所占的比重始终在26%以上，1600年为34.6%，这一占比在全球是最高的。虽然如此，中国始终未能摆脱“马尔萨斯陷阱”。

“马尔萨斯陷阱”是指传统农业社会始终面临一个困境：物质生活的贫乏和人类繁衍需求之间的矛盾，人口是按几何级数增长的，而生存资料是按照算术级数增长的，多增加的人口总是被消灭掉，人口不能超出相应的农业发展水平。中国古代以来多次发生农民起义，每次出现天灾总有大量人被饿死，这就是“马尔萨斯陷阱”导致的结果。英国通过推进工业与技术革命以及开展对外贸易，安全绕过了“马尔萨斯陷阱”。

工业革命之后，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断崖式下降。1840年爆发的第一次鸦片战争导致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英鸦片战争本质是农业化和工业化之间的战争，战争的失败使中国的知识分子开始探求富国强民之路。

第一代知识分子是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为代表的洋务派，他们认为别人的好在于别人的技术好。先是以“自强”学习西方发展军事工业，再以“求富”学习西方发展民用工业，最终宣告失败。

图为江南制造局制造的火炮（资料图）

第二代知识分子以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等为代表，他们认为别人的好在于别人的体制和制度好，提倡社会制度变革和政治制度变革，发动了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主张实行君主立宪制，废除科举制度，推翻清政府，建立民主制国家，最终也是以失败告终，军阀混战开始。

第三代知识分子是以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先锋，他们认为别人的好在于别人的文化好，新文化运动的旗手陈独秀认为：“无论政治、学术、道德、文章，西洋的法子和中国的法子，绝对是两样，断不可调和迁就的……若是决计革新，一切都应该采用西洋的新法子，不必拿什么国粹、国情的话来捣乱。”新文化运动领袖胡适也认为：“我们必须承认自己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质机械不如人，不但政治制度不如人，并且道德不如人，知识不如人，文学不如人，音乐不如人，艺术不如人，身体不如人。肯认错了，方肯死心塌地去学人家。”

第四代知识分子以毛泽东、瞿秋白、邓中夏等为代表，从学习苏联攻打大城市或中心城市的列宁主义模式，到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战略的成功，走出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中国革命道路。

第五代知识分子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投身于社会主义建设的人，他们认为别人的好在于别人的先进产业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当时的国情是劳动力多、资本少，劳动力价格廉价，而资本价格较为昂贵，理应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但我们当时却选择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

毛泽东同志曾说：“没有工业，便没有巩固的国防，便没有人民的福利，便没有国家的富强。”采取积极的工业化的政策，即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政策，其目的就是建立巩固的国防、满足人民需要和奠定社会主义改造的物质基础。为此我国前四个五年计划应运而生。

“一五”计划（1953—1957年）提倡以重工业的基本建设作为制订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重点，集中力量进行以苏联帮助我国设计的156个建设项目为中心、由694个大中型建设项目组成的工业建设，建立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

“二五”计划（1958—1962年）继续进行以重工业为中心的工业建设，推进国民经济的技术改造，建立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巩固基础，争取全国在钢铁和其他若干重要产品的产量方面能够接近美国；

“三五”计划（1966—1970年）提出必须立足于战争，从准备大打、早打出发，积极备战，把国防建设放在第一位，加快“三线”建设，逐步改变工业布局；

“四五”计划（1971—1975年）确定的主要任务是狠抓战备，集中力量建设“大三线”强大的战略后方，改善布局；狠抓钢铁、军工、基础工业和交通运输的建设；大力发展新技术，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初步建成我国独立的、比较完善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促进国民经济新飞跃。

1840—1978年，经过前五代知识分子强国富民的探索，中国经济发展已取得一系列的成就，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可以把分散在各个产业部门的剩余最大限度地集中起来，投资到政府所要优先发展的项目中去。所以，像中国这样落后的农业经济体，也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建立起完整的重工业体系，也可以试爆原子弹、发射人造卫星。但由于资源配置的效率低，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程度有限，传统体制的表现较难让人满意，尤其是在与周边国家和地区比较时，更是如此。

20世纪70年代末，当亚洲四小龙迅速腾飞，跻身发达经济体行列时，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越拉越大。

1978年，中国的人均GDP只有155美元。世界上最贫困的地方是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当年其人均GDP的平均数是490美元，中国不足其1/3。1978年，中国有82%的人口生活在农村，有84%的人口生活在每天1.25美元生活费的国际贫困线以下。

当时的中国是一个内向型的国家，1978年，出口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1%，进口占国内生产总值的5.6%，那时的中国有90%的生产活动与国际不接轨。在出口的产品当中，75%以上是农产品及农产品的加工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