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性纠正 必然导致侥幸心理盛行

笔者一直将官员腐败和学术不端进行对比，两者也确实存在很多的共性。从心理层面上讲，就是参与者的侥幸心理都比较强。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内，部分贪腐官员相信只要自己够低调、关系硬、跟对人、级别高、团体大……被抓就是运气不好。

在近年来的反腐风暴中，中央打出了一套套反腐组合拳。从“苍蝇老虎一起抓”、“塌方式腐败”也敢管，到“不管涉及谁都要一查到底”等重拳狠狠打击了贪腐者的嚣张气焰和侥幸心理，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和贪腐官员相比，学术造假者的侥幸心理始终没有得到全面的遏制，学术造假的灰色空间甚至产业链仍然存在。张裕卿事件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根据举报材料，张裕卿指导学生进行的造假手段低劣，属于容易被发现查实的造假方式。整个造假流程可谓是肆无忌惮，连派学生做假试验都不懈进行。少数胁迫学生的举动与其说是阴险，倒不如说反而把证据固定了下来。

签保证书的做法，反而有此地无银三百两之嫌

如果这样的造假都存在空间，那么更隐蔽的造假方式岂不是更加安全？近年来曝光的学术不端，大多数都是依靠师生矛盾或者是偶然发现才能引起关注，进而启动调查程序，这就难怪学术不端的参与者甚至调查者都有很强的侥幸心理。“他被抓就是运气不好”，这样的话在官场已经不多见了，但在高校仍然有市场。

但要强调的是，学术不端和贪腐腐败毕竟还是有很大的不同，前面提到直到2019年7月，《学术出版规范 期刊学术不端行为界定》发布之后，什么是学术不端才有了一个比较确切的定义。对于过去发生的一些比较轻微的学术不端行为，用今天的标准去看待无疑是不合适的。

尤其是过去的20年，中国高校的研究水平进步很快。过去某些学术不端的参与者，其实是在很懵懂的情况下参与进去的。某些今天视野里的学术不端，比如老师送刚进课题组的博士生论文、把论文当作送给对象的礼物、只报道自己试验中最好的结果、先有结论后设计试验证明等等，在一定的历史时期都是普遍做法，甚至还是美谈。

这些行为和贪腐分子的明知故犯完全不同。而其中的很多人，随着时代的发展，也在不断的提高自己的科研水平和科学审美，今天已经成长为中国科研的中坚力量。

可以说，他们是中国科研发展的见证者和参与者，他们过去的很多问题，带有鲜明的时代烙印。因此笔者认为对学术不端，不能一棍子打死，必须要分类进行处理。

在查处学术不端还存在很强的偶然性的当下，如果关注度高就重重处分，关注度低就轻轻放过，无疑不利于树立学术伦理的神圣性。

通过前面的讨论，我们已经明白，惩治学术不端，维护学术声誉，不是一件那么容易的事情。那么有的人也许就会想了，打击学术不端这么复杂，每个行业都存在阴暗的部分，目前中国学者学术不端的还是少数，不管不行么？

还真不行，因为学术本身就是要追求真实，贪污的官员可能确实能办事，但学术不端的学者只能产生学术废物。垃圾还可以回收再利用，废物处理起来还要花费更多的钱。而且处理越晚，危害越大。

目前我国高校已经从扩招初期的全面缺人，转向缺乏高质量人才的结构性缺人，想要谋求一个独立研究的机会（讲师或者是特聘教授、副教授、研究员），进而获得终身的职位（教授、副教授）非常困难。如果一个人通过学术造假，获得这些待遇，无疑意味着挤占了一个宝贵的名额。如果造假泛滥开来，就是对诚实研究者的全面歧视。

同时学术不端的传染性是很强的，根据举报材料，张裕卿曾经亲自指导学生如何造假，其女儿的留学资助申请材料中也有造假（被张裕卿挂名了论文）。而造假的学生很可能养成路径依赖持续造假，甚至将来继续指导学生造假。如果学术造假者缺乏制裁，其“学术后代”师传徒、师传子、徒传徒，用不了很多年就能繁衍出一个可观的规模出来。

我国著名的数学家苏步青在1931年到1952年间，培养了近100名学生，其中被评为院士的竟然有8人。大科学家桃李满枝，这无疑是一件美谈。但前提是像苏步青院士一样实至名归，而非学术造假，不然再看这个故事，留下的可能就是惊悚了。

同时，科研工作是一个不能流水化生产的工作，内容具有高度的艺术性。简单地说，就是1个顶尖科学家要比500个平庸科学家强得多。因此各国都倾向于给顶尖科学家很大的话语权，对顶尖科学家一些不符合社会主流的行为采取包容的态度。如果学术造假者成为院士或者资深科学家，将有可能带歪整个领域的发展方向，产生的影响是深远的。

最后，学术不端的问题越早发现越有利。11月20日，在武汉理工大学研究生院公布的硕士研究生招生资格教师名单中，过去的引发争议的王攀赫然在列。这一行为，在线上和线下的合力抵制中惨淡收场，11月27日，武汉理工决定王攀的研究生招生资格不予通过。

武汉理工最终没有恢复王攀招生资格

为何要试图恢复王攀的招生资格呢？因为培养一个合格的高校教师是很困难的，要消耗国家大量的成本。从功利的角度上说，科研人员不能正常工作是对社会资源的一种浪费。具体到某个高校，要靠科研成果才能更多地争取到经费，因此高校有很强的动力恢复某些争议教授的招生权。

因此，最好的方式就是将学术不端扼杀在萌芽之中，在问题的早期就采用和风细雨的方式纠正，对社会而言成本最低。今天，一个整体的共识是学术不端必须管理和监督。

但今天很多监督本身是“不给出路”的，也很难让人服气，更不利于科普和形成风清气正的学术环境。在近期抵制王攀活动中，表现亮眼的知乎近年来在高校教师中的风评很低，“那个APP”、“知乎治校”都是很常见的讽刺。

但是学生却很喜欢知乎，社会公众也很喜欢，对于学校的回应不喜欢。

这一方面是很多高校的宣传体系严重脱离时代，脱离群众。喜欢先放个模棱两可的消息对舆论进行试探；同时负面新闻发生时对发声渠道控制过严，只在规定时间、规定人、规定渠道上（一般不带评论功能）发布相关消息，媒体基本采访不到人。同时在负面舆情已经充分发酵的情况下，还采用删帖这种既不能控制信息扩散，又激怒受众的方式。以上种种，在新时代网民看来都是严重落伍的表现。

另一方面，针对历史遗留问题，又不能把工作做在前面。须知，公共关系从来不是负面舆情出现时才需要做的功课。平时未能主动公开处理学术不端的流程和参考，到了口水汹涌而至的时候，只有顶格处罚才能平息事态，又无疑助长了学术治理的非理性因素。

高校教师对部分互联网年轻社区的批评有道理，这些社区确实存在非理性和简单粗暴看待问题等缺点。近期发生的清华女生误会学弟“性骚扰”事件就是明证，当事女生第一时间就在互联网上公开了学弟的个人信息，在调取监控录像后才发现是错报了。

对于这些社区不能简单地嘲讽了事，要看到正是因为理性、专业化、制度化的建设落后了，才给了这些平台机会。如果讽刺年轻人的网络社区，结果却是合法渠道的反映无人关注，在网络社区发帖才能引发介入。那就是用实际行动为“网络治校”打了最好的广告。

“草上之风必偃”，侥幸心理虽然顽固，但只要教育主管部门、学术期刊监督机构、学术期刊以及高校都吹起清风，公正严肃的处理学术不端争议，中国的学术界的道德和成就自然能不断进步。当打击学术不端走向必然，真实有意义的学术成果必然能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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