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期刊在纠正学术不端方面的表现也不太好

学生举报、学校监督都部分失灵了，国内的学术期刊能起作用么？在事实面前，我们不得不承认，国内的学术期刊在纠正学术不端方面的表现也不太好。在天津大学承认张裕卿学术不端之后，《新京报》采访了张裕卿曾经投稿的期刊。

《工业水处理》用于采访的电话打不通，能联系上的编辑部的三个工作人员表示还未接到关于调查张裕卿论文的通知。

《化学工业与工程》编辑部工作人员称，由于此前编辑部没有过此类事件，“如果确有张裕卿学术不端的证据，不知道要不要撤稿，还在学习怎么处理。”

《中国生物工程杂志》编辑部的工作人员表示，当初期刊发表这篇论文，说明查重是没有问题的。至于文中数据是否造假，是编辑部及审稿人无法准确判断的，“因为原始实验记录都在他们手上。”

那么学术期刊真的发现不了学术不端？哪怕是这样严重的学术不端？当然不是。投稿的领域过于复杂和研究团队的大小不匹配就是一个合理的怀疑点。此外对于张裕卿的论文，很多人已经发现其中的红外谱很不正常。

对于这些行为，期刊当然可以观察到，还可以要求给出合理的解释，或者向各个学术单位反映。但国内的期刊似乎倾向于转交给同行评审，只要同行评审没有问题，期刊就照发，这些期刊对自己的定位就是一个学术中介。讲良心的学术期刊也是有的，但最多就是拒收这样的论文而已，绝不会越界反应相关的问题。

归根到底，这是一种“熟人文化”。这种文化将发生交往的两个对象视为“熟人”，“熟人”之间有义务互相掩护，大事化小。如果较真究办，那就是“这好么？这不好”。换句话说就是在个体学术不端的发展早期，没有通用而有效的干预方式，往往要等这种行为发展到一个相当严重的程度才能得到重视。但到了病入膏肓的时候，个体的利益早已和单位深度绑定，此时再加处理，就难免投鼠忌器了。

学术期刊是有考核评比的压力的，如果一本学术期刊上几乎全是弄虚作假的文章，学术期刊将面临着降级甚至被踢出高水平期刊名单。从这个角度讲，学术期刊应该有动力去解决造假问题。尤其是张裕卿之流，根据举报材料，其学术造假的手段是相当低劣的，应该不难被发现。

举报材料中列举的造假方法非常低劣

这也是全世界多数学术期刊通用的做法，但少数期刊的办刊思路则别出一格。它们的发行团队是这么想的，老老实实地抽查和核实，难度大、成本高，最关键的是还得罪人。但是有一种方法可以很简单的就规避这个问题，就是充分利用好概率，不断提高门槛。

比如说工程师投稿更容易出现学术不端，那我就规定没有学术界人士参与的论文不能发表。博士研究生的学风更好，所以论文必须有博士参与。出于风险共担和甩锅的考虑，显然最重要的一作或者通讯作者要是高校老师，而重点大学的高校教师显然更好。基于同样的考虑，有的期刊还要求论文作者必须正在承担至少一项国家基金。

这样的避险，有的时候会发展到令人恶心的程度。2019年底，有中国医生向MDPI出版社旗下某期刊投稿时，编辑部拒稿了，并且给出了令人难以接受的理由。大意是说因为造假事件频发，出版社为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和丑闻，决定不再接收来自中国医院的文章。

网友爆料的MDPI编辑消息截图

尽管该事件没有成为热门新闻，但在医科学术圈引发了剧烈的回响。很多研究者表示，自己今年被MDPI下属的期刊给拒稿了，当时还纳闷是什么原因，原来如此。还有某学术公众号的粉丝爆料，不仅要求通讯、一作不能是中国医院的作者，甚至挂名都不行！

这么做，甚至已经不是推诿塞责，而是赤裸裸的国籍歧视了。令人尴尬的还不止于此，这样一个出版社竟然还是一个中国人创办的，期刊编辑里中国人占比相当高。而这个出版社能发展起来，更是中国学者不断力推的结果。如此过河拆桥的行径，既不符合学术伦理，也不符合朴素的是非观念。

进一步说，触碰到底线甚至连外国学者都感到震惊的编辑不收稿行为，其实只是国内部分期刊办刊理念的发展。很多期刊为了规避责任，早就不收非特定人群的稿件了。严格意义上讲，这种白名单制度同样不符合当今的学术伦理。

事实上，正是由于很多期刊不负责任地继续强化造假个人和学术单位之间的关系，学术单位更加不敢追查学术不端，甚至连公正调查都不敢，倾向于捂盖子。我们能够明显感觉到非重点大学对学术不端更宽容，因为它们会担心自己的学校由于一次学术丑闻，就被移出各大期刊的白名单。相反传统名校没有这种顾虑，相对来说更敢于彻查。

令人泄气的是，哪怕出现了不收中国医院论文现象的期刊，至今仍然是中国各大学术期刊评定机构的高水平期刊，甚至排名还相当靠前。这说明，中国学术期刊评定机构给各大期刊的压力仍然不够，学术评级的独立性相当弱，主要是照抄国外学术评级机构的评级。

如果没有外部干预，在可以预见的情况下，这种情况只会愈演愈烈。

说到外部干预，就不得不提学术圈广泛存在的某种心理了。在小同行监督、学校监督、期刊监督和办刊监督都不太成熟的情况下，学术圈无论是被举报者还是处理举报的人，都对所谓的行政干预有着极其不正常的排斥心理。

在他们看来，行政力量啥都不懂，介入就是来捣乱的。此处的行政力量不单单指没有学术背景的人介入学校管理，哪怕是由教授产生的行政组织管理大学也要万分谨慎，不然就会被扣上“行政干预学术”、“不讲武德”的大帽子。

这种观念在学术圈内广泛流行，有时甚至成为了一种政治正确。37岁就获得诺贝尔奖的传奇人物巴尔第摩，上世纪80年代末期却卷进了一桩学术丑闻中。经事后查明，巴尔第摩的同事在某篇重要论文中存在造假行为，该篇文章由于使用了部分巴尔第摩的数据，挂了巴尔第摩的名字。

这位年少成名的科学家在不察之下，允许同事这么做了。事发之后，巴尔第摩成为千夫所指的对象。或许是愤怒于媒体连篇累牍的追问，又或者是出于后悔和害怕的情绪。他竟然作了一封公开信，指责参与调查的美国国会是“一些外界人士要利用这个小小的、正常的科学争执作为催化剂，另立新法来管制美国的科学”。

其实当时参与调查的主要是科学界人士，巴尔第摩敢于公开反对，吃准的就是学术自由是政治正确，能鼓动起科学家的反感情绪。时至今日，行政组织学术监督仍然是非常敏感的话题，持“巴尔第摩观点”的人在高校圈比比皆是。

但事实证明，学术圈的自我净化和监督作用的周期太长。从个人生命长度看，简直是防君子不防小人，学术正义将总是迟到，而行政介入的效率要高得多。还是以巴尔第摩事件为例，如果没有美国国会介入调查，这位科学家的形象将定格在街头小报里。

国会的调查虽然使得巴尔第摩失去了洛克菲勒大学校长，但也洗刷了他的名声，证明卷入这件事主要是“不谨慎”，而非有意为之。

当然笔者也不赞成行政力量过度干预科学事业，但是适度干预很有必要，这也体现了纳税者对科学工作的监督。正如本文一再表示的，大学里发生的事，绝不仅仅是老师和学生之间的事。正如联邦众议员丁吉尔在驳斥巴尔第摩的公开信中说的那样：“你说国会不懂科学上的事情，却要插手科学，可是科学家在要求国会拨款时从来就不曾怀疑国会对你们的要求到底懂不懂。”

出于以上种种原因，中国学术圈目前的学术监督力量还明显偏弱，更不能拒绝行政力量适度参与学术监督。但反腐领域的很多案例也告诉我们，防止和预防同等重要。除了惩治学术不端之外，催生学术不端的心理因素也值得我们认真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