芬克尔斯坦在书中说很多个人曾经从将犹太历史遭遇产业化的过程中牟利。有些人甚至不惜伪造自己的经历，甚至少数“大屠杀幸存者”都无法证明自己在任何集中营生活过——更有甚者，有人甚至无法证明自己是犹太人。另一方面，他指出，以色列政府在战后早期对于欧洲犹太人的“软弱可欺”形象是不屑一顾的。出生在巴勒斯坦的以色列人甚至会称大屠杀幸存者为“人体肥皂”（这在一些电影中也有所体现）。恰恰也是在六七十年代之后，以色列开始愈发重视对“大屠杀”宏大叙事的宣传和研究。

芬克尔斯坦在滑铁卢大学与人辩论（视频截图）

在加拿大滑铁卢大学的一场讲座中，芬克尔斯坦的言论显然对一些青年学生产生了冲击。一位女学生泪如雨下地“控诉”芬克尔斯坦无视犹太人民的悲惨遭遇。而这位习惯于跟人硬碰硬的犹太学者如此回应她：

“我不尊重，也不喜欢，这种鳄鱼的眼泪……”

台下一下子炸了锅，很多听众纷纷让他闭嘴。但芬克尔斯坦的声音压过了他们。他继续道：

“我从不愿在听众面前打‘大屠杀’牌，但这次我不得不这样：我已故的父亲，曾在奥斯维辛；我已故的母亲曾在迈达内克集中营。我父母两边每个家庭成员都被处决了。我父母也都曾在华沙隔都。他们教导了我和我的两个兄弟——面对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的罪行，我不会沉默。在我眼里，没有比利用他们（犹太人）的苦难和牺牲来为针对巴勒斯坦人的暴行辩护更令人不齿的事情了……如果你还有一点善心，你应该为巴勒斯坦人而哭泣。”

再后来，芬克尔斯坦的研究重心再次转向了以色列在加沙的多次军事行动，并出版了多部著作。在牛津大学的一场辩论中，他和一位听众就以色列空袭造成加沙过万平民死亡以及以色列一方有几个平民伤亡发生了争论。最终，对方不得不承认：“数字不重要，不管是巴勒斯坦人还是以色列人，无论多少人死亡都是悲剧！”而他马上接过了话茬：“如果我们犹太人可以抓住六百万这个数字不放，为什么巴勒斯坦人不能强调伤亡数字呢？”当今西方，除了犹太学者，恐怕没有人敢说这种话。

他还曾赴黎巴嫩的巴勒斯坦难民营探望难民后代，并在黎巴嫩的电视台上表示，纳斯鲁拉（真主党总书记）是你们国家唯一能抵抗外敌入侵、捍卫民族独立的人。在西方，他又因此饱受批评。

芬克尔斯坦在纽约的一次支持巴勒斯坦示威中被捕（https://www.worldbulletin.net/america-canada/norman-finkelstein-arrested-in-new-york-pro-palestine-protest-h141674.html）

这位即将年满67岁的老者，一生没有取得世俗意义上的巨大成功。他靠著作和演讲谋生，没有稳定的收入。他丢了工作，曾因参加示威在美国被捕，也曾被以色列拒绝入境。连他的律师弟弟都纳闷：为什么自己的兄长因为立场倒了一辈子霉还不改悔？而芬克尔斯坦坦承自己受到了母亲的巨大影响。他的母亲是一位左派，一直告诉他解救欧洲的是苏联而非美国，并且是一位积极的反越战活动家。

在一场讲座中，当一位听众问芬克尔斯坦是否觉得自己“亲巴勒斯坦（pro-Palestine）”时，他当即否认：“我只是亲正义（pro-justice）。”

以色列左翼学者：依兰‧帕佩

依兰‧帕佩（Ilan Pappe）差不多是芬克尔斯坦的同龄人，出生于上世纪1954年的海法，父母系德裔犹太人，于三十年代离开了纳粹德国，前往巴勒斯坦定居。父母双方都有多位亲属在二战中丧生。因此，锡安主义运动——如果只看在远离德国的巴勒斯坦建立犹太政治实体的这件事本身——实际上是值得帕佩一家感恩的。

这位以色列历史学家也并不否认这一点。只不过，他对此有极大的保留。在一次采访中，他曾说：“我从未低估过（锡安主义运动）的那些成就。但我的父母并不能预见到建立犹太国的方式是对巴勒斯坦人民的掠夺。”

帕佩（中）与另两位巴勒斯坦支持者的合影。左为法国制片人Frank Barat，右为著名犹太语言学家诺安‧乔姆斯基

佩普曾入伍并参加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而这场战争中，阿拉伯联军攻势颇盛，以色列一方勉强不败。因此，这一场战争在以色列的宣传工作中远不如第一次和第三次（即六日战争）抢眼。第四次中东战争后，以色列社会开始反省六年前的大胜所带来的自负和浮躁氛围。在这个环境下，帕佩踏入学术圈，于1984年在牛津大学取得中东研究博士，进入海法大学任教。

帕佩自认为属于以色列的“新历史学家”一代。这些学者的作品颠覆了传统以色列历史学家关于锡安主义和以色列建国历史的经典叙述——即大卫对歌利亚式以弱敌强的正义事业。特别是有些学者通过新采访和新解密的档案，指出以色列军队在第一次中东战争中曾犯下严重的战争罪行，包括屠杀，迫使成千上万的巴勒斯坦人背井离乡，形成了二战欧洲、犹太难民潮式的巴勒斯坦难民问题。

一本出版于1944年关于犹太二战难民问题及其解决方案的书籍（作者资料图）

帕佩并不满足于调整战争史叙述本身。在《现代巴勒斯坦史》一书中，他试图书写一部从每一个巴勒斯坦人——包括穆斯林、基督徒和奥斯曼时期的本土犹太人——角度去审视巴勒斯坦现代化进程的历史。他想分析在这个过程中外来者——不论是奥斯曼官僚、锡安主义移民还是后来的英殖民当局——与原住民之间围绕着权力和话语的互动。在他眼中，巴勒斯坦这篇土地应该有自己的一套历史话语，而不仅应该囿于某一方的民族主义叙述。

跨越民族主义的思想背景是什么？作为芬克尔斯坦的同龄人，帕佩在青少年时期或许也经历了类似的社会和思想风潮。我们可以确定的是，他曾在1999年作为由以色列共产党领导的某党团的候选人参加了议会选举。

帕佩对于锡安主义运动的批判似乎比芬克尔斯坦还要直白和深入。在他眼里，战争暴行以及对犹太人悲惨遭遇的滥用只是表象。他认为，锡安运动本身就是一场殖民主义运动，是西方殖民主义的一个分支，只不过这一支的执行者不是某个帝国，而是在欧洲无力圈地建国的世俗西方犹太精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