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改革开放已经走了15年的中国，每年以9.7%的高增长快速前进，这样的成就对一个人口超10亿的转型期国家而言，在人类史上前所未有。然而世界银行1993年发布的《东亚奇迹》报告却对此视而不见。于是三位中国的经济学者林毅夫、蔡昉、李周在他们的研究基础上，提笔写下了《中国的奇迹》，并于1994年出版，1999年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联合又出了增订版。20年来，他们对中国经济的分析和预测应验了：如今，根据IMF的数据，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经济总量今年将超过美国位列世界第一，达到17.6万亿美元。

10月11日-12日，《中国的奇迹》发表二十周年之际，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举办《中国的奇迹》新一版出版座谈会。该书作者之一林毅夫为此写下长达2.4万字的再版序言，再次讲述了当年的写作背景，回忆了二十年来这本书出版之后所遭的学界质疑，对中国经济双轨制渐进式转型路径，与东欧及前苏联激进式改革路径的绩效差异做了详尽的比较，并分析了中国转型发展的重要意义，及对经济学理论创新的独特价值。林毅夫特别赐稿观察者网首发此纪念长文，文章分成上下两个部分，本文为上。】

前言

在二次世界大战后，东亚是世界上最为贫穷的地区，人多、自然资源少，曾被认为是世界上最不具发展希望的地区⑴（注释见文末，以下同）。然而日本在战后迅速恢复，到了上世纪60年代成为第一个非白种人的高收入经济体。接着东亚四小龙--中国台湾、中国香港、韩国、新加坡--到了上世纪70年代也成为充满活力的新兴工业化经济体。

在这些事实面前，世界银行作为世界上最为重要的多边发展机构，自上世纪90年代初起每隔4年对东亚经济进行一次主题研究，概括其独特的发展经验与教训，揭示既定时期的问题与挑战。这个系列研究中的第一个报告发表于1993年，题为《东亚奇迹：经济增长与公共政策》，首次系统研究了东亚8个经济发展表现卓尔不群经济体的成功原因。这8个经济体除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外还包括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泰国。

虽然从1978年底开始的改革开放到1993年，中国已经取得了15年年均9.7%的高速增长，在一个底子薄、人口超10亿又处于转型期的国家取得这样的成绩在人类经济史上前所未有，但是《东亚奇迹》有意无意地忽略了中国经济增长的故事。

作为中国的经济学者，蔡昉、李周和我三人义不容辞地在先前合作的基础上，分析、探索了中国转型期经济高速增长背后的道理，预测了这个增长速度是否有可能持续，探讨了如何深化改革才可以将之继续保持下去，并以“中国的奇迹”为书名在1994年出版了我们的著作，1999年又做了些增补出了增订版。

二十年后，《中国的奇迹》又出了新版。事实证明，二十年来，书中的那些饱受争议的、对中国经济的预测应验了

1993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按当年的市场汇率计算为4410亿美元，仅为当年美国GDP65800亿美元的6.7%，按2005不变价的购买力平价（PPP）计算，1993年中国GDP为17800亿美元，也仅为当年美国GDP84500亿美元的21%。在初版中我们预测按PPP计算中国的经济规模会在2015年赶上美国，按当时的市场汇率计算，中国则会在2030年赶上美国。

对于前项预测，现在几乎已经是铁的事实，对于后项预测也已经是学界的共识，但在当时这些预测几乎是天方夜谭。

1990年，中国GDP总量在世界上排在第10位；1995年，中国超过加拿大、西班牙和巴西，排在第7位；2000年，中国超过意大利，晋升到第6位。在本世纪前10年中，中国又依次超过法国、英国和德国；2010年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仅仅位于美国之后。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预测⑵，中国按照购买力平价（PPP）计算的GDP总量，将从2011年的11.3万亿美元增长为2016年的19万亿美元，占世界经济总量的18%。而此期间，美国则从15.2万亿美元的经济总规模增加到18.8万亿美元，在世界经济总量中的比重下降到17.7%。根据世界银行最新公布的统计，按预估的中国和美国在今年的增长速度，中国的经济规模按PPP计算，将可在今年年底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⑶。

也许有人会说，中国是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占世界总人口的比重接近1/5，在人均收入仍然较低的条件下经济总量排在第一位，并不是值得洋洋自得的事情。

其实，经济总量的快速增长必然带来人均收入的快速增长。1994年，中国人均国民总收入（GNI）为460美元，仍处于低收入经济体的行列。2002年，中国人均GNI为1100美元，进入下中等收入经济体（下限为人均GNI1005美元）的行列。2010年，中国人均GNI为4240美元，进入上中等收入经济体（下限为3975美元）的行列。2012年，中国人均GNI为5720美元，如果2020年中国人均GNI能在经济增长和人民币升值两个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比2010年翻一番，中国人均GNI有可能超过12476美元⑷，而跨入高收入经济体的行列，并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继韩国、中国台湾之后第三个从低收入上升到高收入的经济体。

一些经济学家对中国未来人均GDP的预测同样是相当乐观的。例如，已故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福格尔预测，2040年，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GDP总量将高达123.7万亿美元，占世界经济总量的40%。人口按14.6亿计算，中国人均GDP将高达8.5万美元，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4倍和美国人均GDP的80%⑸。

但是，在该书出版的当年以及以后很长一段时间，我们的分析和预测遭到学界和舆论界的很多质疑，认为我们过于乐观。不仅许多人认为，说“中国的奇迹”为时过早，而且，多数学者看到中国经济在转型过程中存在许多体制的扭曲，中国的转型并未按当时占主流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所主张的最优转型路径，也就是华盛顿共识所倡导的休克疗法，一次性的消除各种扭曲，而是采取了从主流理论来看最糟的渐进、双轨的方式来进行转型。因此，主流经济学界认为中国即使能一时取得经济的快速增长，也必然要为这种体制的扭曲付出代价，中国经济的崩溃必然不可避免⑹。

所以，只要中国经济增长稍微一放缓，中国崩溃论就此起彼伏，不过，出乎主流经济学界预料之外的是，中国经济在此书出版后二十年却基本沿着我们在书中所预测的增长轨迹前进。

我们的预测所以准确，是根据对经济的竞争力和增长的本质，以及发展中国家在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的后发优势所做的分析取得的。一个经济体所生产的产品和所提供的服务在国内外市场要有竞争力，其要素生产成本必须在国际上处于最低水平，这种竞争优势的前提是所在的产业和所用于生产的技术，必须符合该经济体的要素禀赋所决定的比较优势。

一个经济体的持续发展、人均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则有赖于劳动生产率水平的不断提升，而后者取决于技术的不断创新和产业的不断升级。发达国家的技术和产业处于世界的前沿，其创新和升级都有赖于自己的发明，成本高、风险大；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和产业水平都处于发达国家技术、产业前沿的内部，在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上有后发优势，可以用引进、模仿、消化、吸收作为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的来源，其成本和风险远低于发达国家。

一个发展中国家如果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按照比较优势来选择产业、技术，则这个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会最有竞争力，能创造最大的剩余和最快速的资本积累，随着要素禀赋结构的提升，产业、技术需要随之升级，如果这个国家的政府在这个过程中发挥积极有为的作用，不断地为利用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后发优势创造条件，则经济的增长速度可以数倍于发达国家。

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发展都较好地按照比较优势来选择产业和技术，并利用后发优势取得持续几十年的快速经济增长而迅速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中国从改革开放以后也开始按照比较优势发展产业和技术并利用后发优势来进行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

我们认为只要在转型过程中继续维持社会稳定，并按本书的分析中所倡导的改革不断完善市场经济体制，为企业在竞争的市场中按照比较优势选择产业技术创造条件，并发挥政府积极有为的作用，帮助企业克服在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的过程中必然存在的外部性和协调问题，以利用后发优势，中国就有可能按照前述的预测来前进，从而保持几十年的快速增长，创造出人类经济史上从未出现过的由强至衰、再由衰至强的奇迹。我们很高兴看到中国过去二十年的改革基本按照这本书所分析的路径进行，增长的绩效也如这本书的预期。

鉴于这本书讨论的是如何通过政府发展战略转型和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使中国取得了人类经济史上前所未有的持续高速增长，我们把书名定为《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中国现在已经是中等偏上收入的国家，但从计划经济体制到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尚未完成，中国能否继续保持快速发展的态势，落实十八大提出的两个百年的目标，实现中国几代志士仁人孜孜以求的“中国梦”，既是中国执政者和全体居民想弄清楚的问题，也是国外人士的好奇心所在。

现在重印这本书⑺，又恰逢其出版20周年，我们以此长序回顾这本书20年前的出书背景、出书当时和其后的各种争论、中国改革发展的历程，希望对冀图了解经济增长和转型的本质，以及中国转型的成绩、存在的问题和解决的方案的各界人士能有所帮助，并以此推动我国的理论创新，贡献于我国的社会学科，尤其是经济学科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