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能这样做，中国经济还可以持续、稳定、健康而且比较快速的发展，到2020年左右人均收入在2010年的水平上翻一番，加上人民币升值，很可能会跨过高收入国家的门槛，达到人均收入12476美元，成为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第三个从低收入变成中等收入再进入到高收入的经济体，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迈出坚强的历史性一步。

激进转型：崩溃、停滞和危机不断

如图所示，相对于采取双轨渐进改革的中国、越南、柬埔寨、老挝经济的稳定和快速发展，采用激进式改革策略的东欧和前苏联国家，在转型以后普遍出现了经济崩溃，东欧国家在10年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才达到转型前的水平，前苏联国家则在15年后才恢复过来。

由欧洲开发与重建银行和世界银行在2006年联合做的一项调查发现，包括蒙古在内的前苏联东欧29国有70%的人认为转型后的生活比转型前差⑾。根据欧洲开发与重建银行的转型指标，许多东欧和前苏联转型国家“陷于转型之中”（ “stuck in transition”）：价格放开、小规模的私有化、贸易和外汇市场的自由化在1990年代末基本已经完成，但是，治理结构、企业重组和竞争政策方面的改革则落后于发达国家的标准⑿。

在同一时期，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按照国际货币基金和世界银行的建议推行了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改革，但是，经济增长率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比改革前的1960年代和1970年代低，经济危机出现的频率则更高，以致有的经济学家认为，在“华盛顿共识”指导下的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是发展中国家“迷失的二十年”⒀。

采取两种不同转型路径和其绩效差异的原因

在我们开始探索中国转型问题时，主流经济学界以“不能分两步跨过一个沟坎”的形象性比喻，作为其倡导转型国家采取激进的休克疗法一步转型到位的理由。其实，现实世界中的沟坎并非都能一步跨过。面对一个过宽、过深的沟坎，采用一步跨过的策略必然掉入沟底；更为安全的做法是采用逐渐填平沟坎、逐步走过沟坎的策略。

深入了解传统计划体制形成的原因以后，让我们认识到转型经济中的各种扭曲遍及宏观、中观和微观各个层面，并且充满内生性，忽视这种内生性的改革措施经常会导致事与愿违的结果，采用渐进式的改革逐渐为消除这些内因创造条件的渐进策略，看似较慢，其实，可以维持稳定并积小胜为大胜。

中国文化历来有“尽信书、不如无书”的传统，在政策上求实求稳。从儒家的“中庸之道”到毛泽东的“实事求是”、邓小平的“解放思想”、江泽民的“与时俱进”、胡锦涛的“求真务实”和习近平的“空谈误国”，文化底蕴是一脉相承的。其中，“中庸之道”针对的是按照理想条件不顾现实情况施政的激进思潮，倡导的是稳中求进的政策方针；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和空谈误国针对的是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倡导的是不受现成外来理论和已有经验的束缚，根据自己的实践发展不断形成新的认识和行动纲领的文化。这是中国选择渐进式改革战略的一个重要原因。

中国改革的第一代领导人曾经是计划经济体制的推动者，他们既想尽快消除计划经济体制中的诸多弊端，又不愿完全否定计划经济体制，这是中国选择渐进式改革战略，着力纠正计划经济体制的偏误而不是迅即放弃计划经济体制的又一个重要原因。

推行激进式改革的转型国家，大多是由新上台的政治家主导改革。他们策动激进式改革和彻底否定原有体制，除了试图扭转国民经济停滞不前的局面外，还有迅即获得已经在思想上认为欧美体制具有优越性的国民的普遍认可的考虑。

美国和近邻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的强势，使得欧美的经济政治体制对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东欧和前苏联国家的知识分子和一般民众具有极大的吸引力。主流理论认为渐进改革是比保持原来的计划体制还糟的改革路径，而转型国家的政治家和知识分子又总想毕其功于一役，希望在最短的时间里同最先进的国家并驾齐驱。在这种急于求成的思想的指导下，按照主流理论的主张，甚至请发达国家的专家来做改革的顶层设计也就不足为奇。

发达国家总体上干预较少，市场运作比较有效率，并且，主张政府干预的凯恩斯主义未能解决发达国家在1970年代的滞涨和失业问题，于是以强调政府失灵、减少政府干预的新自由主义到了上世纪80年代成为发达国家的主流思潮⒁。

鉴于转型前发展中国家政府的过多干预，导致了要素和产品价格扭曲、资源配置效率低下和整体发展绩效很差等一系列问题，于是，以减少政府干预、建立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为内涵的新自由主义成为转型理论的依据，并在发展中、转型中国家广为流传。

根据新自由主义形成的转型政策的主要内容有四：一是私有化，通过明晰产权把资源配置的权利和责任界定清楚；二是市场化，让价格根据市场供需状况而定，政府不干预价格形成；三是平衡预算，避免财政赤字和多发货币造成通货膨胀；四是自由化，让市场按照比较优势组织生产和进行国际贸易。

这些做法都合乎主流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且一环扣一环，论述逻辑是严谨的。经济学界常说，同一个经济问题问5个经济学家会有6个不同的答案。对社会主义国家的转型，曾任美国哈佛大学校长、美国财长和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的萨默斯的评论是，经济学界对社会主义国家如何实现转型有一个出乎意料的共识，就是取消政府的所有干预，建立一个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唯有如此，发展中国家才可能改善经济发展的绩效⒂。

主流理论的这一篮子改革措施原先是在华盛顿的国际发展机构为拉美国家应对危机时形成的，所以，这些改革主张也被称之为“华盛顿共识”⒃。

为何同样实行改革开放，同样是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推行从主流理论来看最糟的双轨渐进的改革的我国和越南、柬埔寨、老挝等国，和上世纪70年代初就开始改革的非洲小岛国毛里求斯取得的是经济的稳定和快速增长，前苏联和东欧推行的是从主流理论来看最优的休克疗法的改革结果是经济的崩溃和危机不断？关键在于思路决定出路。

改革开放之初，整个主流经济学界看到的是计划经济国家有太多的政府干预和扭曲，与发达国家相比，市场制度不够完善，从主流的理论模型上不难推导出只要对市场有干预，不仅资源会错配，而且，就会创造由行政干预所创造的制度租金和寻租行为，行贿、受贿贪污等问题不可避免。根据这种理论模型的推论自然是如果要建立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就必须价格全部放开由市场决定，资源完全由市场配置，产权私有。

但是，根据《中国的奇迹》书中的逻辑，我们认识到计划经济时代优先发展的重工业中那些大型企业所在的产业违反比较优势，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没有自生能力，需要国家保护补贴才能生存。如果按华盛顿共识把所有补贴都取消掉，这些企业会经营不下去而破产。

转型中国家一来还认为这些是先进产业，是国家现代化和国防安全的需要，不愿意让其破产；二来，让其普遍破产也会造成大量失业和社会不稳，政治上不可行。因此，在施行了休克疗法的私有化以后，许多政府还会从后门又引进其他更为隐蔽的保护、补贴。

到底是国有时的补贴多，还是私有时补贴多？我们在《中国的奇迹》之后合作的《充分信息与国有企业改革》⒄中认为：在国有时，大企业的厂长经理是国家的公务员，企业会拿没有保护补贴不能生存向国家要保护补贴，拿到保护补贴后也可以多吃多用，但不能把拿到的保护补贴直接放在自己的口袋里，那是犯法，顶多只能偷偷地干，抓到会被判刑。私有化后，企业拿到的保护补贴越多，厂长经理放在自己的口袋里就越多，这是天经地义。因此，寻租的积极性会更高，保护补贴的数量也就会更多。

上述观点在上世纪90年代时只是理论上的推论。现在有大量的实证研究证明，苏联、东欧等前社会主义国家，在把大型国有企业私有化后，实际上，保护补贴比原来还多，所以，腐败、收入分配的恶化和发展绩效的不佳也就不可避免⒅。

与苏联东欧的“休克疗法”不同的是，我国推行的是双轨、渐进的改革：一方面承认原来的国有大型企业不给予保护补贴就不能生存，继续给予必要的转型期保护补贴；另一方面，放开原来受到抑制的劳动力比较密集的、符合我国比较优势的产业的市场准入和发展。

这种务实的转型方式由于对市场干预的保留确实如主流学家所批评的那样，会导致贪污腐败现象的滋生，但依靠对原有缺乏自生能力的企业的保护补贴，维持了经济稳定，同时，放开符合比较优势、能够形成竞争优势的产业的准入，使经济快速发展，资本快速积累，原来不符合比较优势的资本密集型产业也逐渐符合比较优势，为最终去除保护补贴所遗留的扭曲的改革创造了条件。

现在看来，世界上转型比较成功的国家，中国、越南、柬埔寨、老挝和毛里求斯，推行的都是这种被主流经济学界认为是最糟的转型方式，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毛里求斯，2012年人均国民总收入按现价计算达到8770美元，在所有非洲国家中，属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