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写《中国的奇迹》？

我们三人对于这本书所关心的内容的研究，始于1988年下半年。当时中国出现了1949年以来最严重的通货膨胀，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和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分别高达18.8%和18.5%。

面对高通货膨胀，主流的宏观经济学理论开出的药方是，提高利率水平以抑制投资和消费需求，但是中央提出了“治理整顿”的方针，以行政手段直接砍投资、砍项目来抑制需求。这种措施造成了许多半拉子工程，从主流的理论来看甚不理性，但是在1978-1988的10年间中国政府却能在转型过程中取得年均10.1%的高速增长，如果中国政府真的是不理性的，显然不可能取得这样的增长绩效，可见中国政府的领导人作为一个理性的决策者面对高通胀做出那样的选择必然有其道理，主流理论的政策建议不完全适用于像中国这样的转型中国家。

究其原因，主流理论是建立在完善的市场前提下的，而转型中的国家并不存在完善的市场，在转型经济中微观决策者的行为约束和选择，不同于一般市场经济中的微观决策者。

我们在参与这场讨论的过程中，还注意到，周期性的“活乱”循环现象是中国经济的痼疾顽症，而宏观政策环境改革滞后于微观经营机制和资源配置制度方面的改革，则使这种“活乱”循环现象更加强烈地表现出来。所以，不抛弃完善市场的前提，并从传统经济体制的内在逻辑，以及导致经济陷入困境的根源上进行探讨，就难以理解中国经济的运行机制，对症下药地提出有效的对策。

循着这个思路，我们的研究深入探索了中国计划经济体制中各种制度安排形成的内因，并逐步拓展到中国经济改革的各个主要领域。

社会主义革命建国的目的是为了把中国建设成强大的现代化国家，改革前的30年，中国一直冀图在一穷二白的农业经济基础上，发展世界上发达经济体所拥有的产业和技术体系，在最短的时间内实现赶超世界上最发达经济体的目标。

但是，这些现代化的大产业资本很密集，违反了当时中国资本极端短缺、劳动力非常丰富的基本国情所形成的比较优势，这种产业中的企业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缺乏自生能力，为了保护补贴缺乏自生能力的企业，把那些现代化大产业建立起来，中国采取了在宏观上扭曲各种要素和产品价格，在中观上以行政手段直接配置资源，在微观上不给国有工业和集体农业中经营主体人财物产供销自主权的计划经济体制。

同大多数努力赶超发达经济体的发展中国家一样，中国虽然建立了一整套先进的产业，能够在上世纪60年代就试爆原子弹、70年代就卫星上天，但经济发展绩效不佳，人均收入水平长期难于提高，和发达国家的差距不断扩大。

为了扭转上述局面，我国于1978年底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具体的做法是：从着眼于提高农民工人积极性的微观经营机制着手，在农村以家庭承包经营取代农业集体经营、在工业上实行放权让利，将被旧体制压抑的数亿农民和工人的生产积极性释放出来，并实行价格和资源配置的双轨制，除继续给予大型国有工业企业必要的保护补贴外，允许乡镇企业、私营企业和合资企业进入符合我国比较优势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将我国要素禀赋结构的比较优势充分发挥出来；通过快速增长和资本积累，为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创造条件，逐步实现产业结构升级。

改革前后经济绩效的鲜明对比，加深了我们对经济增长的本质和决定因素的认识，而世界性的改革浪潮和成效的鲜明对比，则对提炼中国经济转型经验的普遍意义提供了条件。正是这两方面的条件，使我们有幸在本书中自成体系地提出了一套经济发展和转型的理论框架，并以此较好地分析和预测了中国的发展和转型过程中取得的成绩、出现的问题和进一步解决的方案。

1992年，我们开始构思、写作这本书时，中国正在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的推动下开始新一轮改革，在实现了改革开放后连续13年年均9.0%的增长以后，中国经济同时也面临活乱循环、腐败、地区差距扩大、国企改革举步艰难、体制复归等一系列问题。

当时，国外经济学界乃至国内一些经济学家认为，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应该采用华盛顿共识所倡导的休克疗法，一步从计划经济体制跨越入市场经济体制。当时，主流的观点认为，中国采取的双轨渐进的改革方式是最糟的转型路径，并且将当时中国经济中出现的诸种问题作为佐证⑻。对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快速增长则认为是中国农业劳动力所占的比重高，不过是把劳动力从农业向工业转移的结果，不会具有可持续性⑼。

正是在针对这些疑问的探讨和辩驳中，使我们越来越感受到中国改革中出现的诸多现象不能简单地套用现有的主流理论来分析，特别是对双轨渐进的改革方式不能简单嗤之以鼻。

在和国内外经济学界前辈和同行们的争论中，我们的认识不断深化，一个以要素禀赋结构为分析的出发点，以政府的发展战略为分析的切入点，以企业自生能力为分析的微观基础的经济发展和转型的理论框架逐渐形成并丰满起来。

我们高兴地发现这个理论框架可以“一以贯之”地解释中国传统体制形成的逻辑和绩效欠佳的原因，改革开放后经济的稳定和快速发展、改革中出现的“活乱”循环、收入分配差距扩大、腐败现象的恶化的机理，并可以较好地勾画出进一步深化改革的方向和路径，以及中国经验对经济发展和转型的一般意义，整个理论体系具有内部逻辑的自洽，并能较好地解释过去发生的现象和预测未来发展的趋势。

因此，我们抱着野人献曝的心情，不揣冒昧地开始了这本书的写作，总结历经五年的研究心得，以就教于经济学界的同行和关心中国经济改革发展的各界读者。

两种转型路径结果的比较

渐进转型：成绩与存在的问题

中国的改革从微观农户和企业的放权让利，以提高农户和企业的经营积极性开始，沿着双轨渐进的方式，一方面给予在改革前形成的违反比较优势、缺乏自生能力的大型国有企业必要的转型期保护、补贴，使中国经济在转型期避免了崩溃；另一方面，为鼓励乡镇企业、民营企业、外资企业进入符合中国比较优势、在转型前受到抑制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各级政府经由经济特区、高新技术开发区、积极的招商引资，为三资经济克服转型期中国经济在软硬基础设施上的瓶颈限制，为中国经济利用后发优势来进行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创造了因势利导的条件，使得中国经济在转型期维持了稳定和快速发展，并为进一步改革创造了条件。

这种务实的转型方式使得中国经济取得了连续35年年均9.8%的增长奇迹，6.8亿人脱贫，生活水平大幅提高。并在2010超过日本成为第二大经济体，超越德国成为第一大出口国，2013年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贸易国，以PPP计算2014年可能超越美国成为第一大经济体。期间还对东亚金融危机和2008年的国际金融经济危机的复苏作出了巨大贡献。

最近30多年中国的国际贸易规模快速扩张，说明改革以来新成长起来的产业符合比较优势，在国内外市场中具有竞争优势。由此表明，发展中国家只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即使处在各种体制、机制不完善的环境下，只要能够从自身有什么（也就是要素禀赋），能做好什么（也就是比较优势）的国情出发，也能靠渐进、双轨的和经济特区等方式创造局部的有利条件使其产业在全球化的激烈竞争中胜出。

中国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化，不仅带来经济总量快速扩张，和按人均GNI计算的经济发展阶段的跃迁，而且稳定地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逐步逼近。

中国学者按照欧美反倾销领域中市场经济地位标准、测度体系以及中国市场经济状况，确定了33项市场化测度指标。测度的结果表明，2002年中国市场化指数为72.8%，2003年为73.8%，远远超过60%的临界值，中国已经从总体上成为一个发展中的市场经济国家⑩。

从长远看，虽然市场经济发展在不同领域尚不平衡，极个别子因素的市场化程度变化不大，但中国市场化测度的各个子因素和类因素的评分走向是正向的，总体市场化程度趋于上升。

中国经济的市场化转型得到了越来越多经济体的认同。2003年的4月14日，新西兰成为第一个承认中国完全市场经济地位的国家。到2004年底，有37个国家承认中国完全市场经济地位，到2005年底和2006年底，承认中国完全市场经济地位的国家分别增加到52个和66个。目前，包括俄罗斯、巴西、新西兰、瑞士、澳大利亚在内的81个国家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按照世界贸易组织(WTO)规则，中国加入WTO15年后的2016年，将自动获得完全市场经济地位。

双轨渐进式的改革固然带来了我国过去30多年的发展奇迹，但是，国民经济中也出现反对渐进改革者所诟病的收入分配恶化和腐败等影响社会稳定的现象。在《中国的奇迹》这本书中我们已经指出这种现象的出现，是由双轨制改革所遗留下来的一些扭曲所致。

双轨制的转型过程中，为了保护、补贴没有自生能力的大型企业，我们保留了一些价格信号的扭曲，比如通过金融抑制人为压低资金价格，将金融资源主要分配给国有和少数非国有的大型企业。这相当于给大型国有企业和这些比较富裕的群体提供了补贴，而补贴这些大企业的是把钱存入金融体系，得不到金融服务而且相对比较穷的中小企业、农户和一般家庭。对于能拿到资金的企业来说，因为资金价格相对便宜，所以投资的是资本相当密集的产业，这样的产业创造的就业机会相对少，从而也会抑制劳动需求和工资，进一步恶化收入分配。此外，资源价格也偏低，谁能拿到资源开采权谁就能马上致富。这些扭曲都创造了制度租金，有了制度租金就有了寻租的行为，导致腐败贪污。

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是一个极端贫穷的国家，资本十分匮乏。当时以对市场的干预、扭曲给这些资本密集型大型企业保留一些保护、补贴，是维持经济和社会稳定的必要，属于“雪中送炭”。经过35年高速发展，我们现在已经是中等偏上收入的国家，资本已经不再那么短缺，很多原来不符合比较优势的资本密集型重工业现在已经符合比较优势，在国内国际市场上具有竞争优势。

在这种状况下，继续保留那些保护补贴就从“雪中送炭”变为了“锦上添花”，导致的结果只能是收入分配恶化和腐败蔓延。

十八届三中全会与时俱进地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意味着需要消除对市场所遗留的一些干预、扭曲，让资源由市场进行配置，这样一方面能够让经济更好地按比较优势发展，另一方面可以解决改革开放以来遗留的社会、经济问题。在这个过程中，政府还应该发挥好的作用，保护产权，维持宏观稳定，克服市场失灵，因势利导地推动技术、产业、技术、制度等结构的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