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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毅夫:为什么我们预测正确?
关键字: 林毅夫中国经济中国奇迹东亚经济改革开放GDPIMF购买力平价人均国民总收入滴水湖会议从这本书出版以后的20年的经验事实来看,渐进双轨的改革确实存在不少问题,但是那些试图以休克疗法一次性地从计划经济跳跃到市场经济的国家,不仅经济崩溃、停滞、危机不断,而且,发生在双轨渐进转型国家令人广为诟病的腐败和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问题,也存在并有过之而无不及,在这些事实面前,两种转型路径的比较孰优孰劣应该是清楚的。
为何我们的预测正确?
二十年前《中国的奇迹》这本书对中国这二十年来经济增长的预测和中国经济实际的表现高度一致,对这二十年来中国经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中所出现的问题,和根除问题的思路,也和中国经济转型的实际进程基本吻合。
理论的目的在于认识真实世界所出现的现象,经由这种认识对出现的问题提出改进的方案,并根据这种改进预测真实世界未来的发展。为何我们这本书中所形成的理论能够较好地把握中国转型中出现的问题,提出我们的改革建议、并预测了未来的发展?
最主要的原因在于面对中国转型期出现的各种现象和问题时,我们没有简单地对号入座,拿现成的理论作为分析的框架和判断的基础,而是深入了解中国出现的现象背后的形成机制,形成自己的分析和理论框架。
对中国未来发展的预测我们直接抓住现代经济增长是技术不断创新、产业不断升级,以及发展中国家具有后发优势的这一本质,了解到只要中国经济能够维持稳定,并在沿着比较优势的发展过程中充分利用后发优势,即使中国经济还存在许多体制机制问题,经济仍然能维持高速增长。
我们三位作者对转型问题的研究从1988年开始。我们在研究当时出现的通货膨胀问题时认识到,存在于计划经济中的各种对市场的干预、扭曲,不是像主流经济学认识的那样,是外生的,是政府的无知的、错误的认识造成的,而是内生于保护、补贴政府所要优先发展但违反比较优势,而缺乏自生能力的大型重工业企业的需要。
我们在研究中发现,中国传统经济体制形成的逻辑起点是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由于重工业资本密集的特征与当时中国资本稀缺的资源禀赋状况有矛盾,重工业中的企业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缺乏自生能力,无法采用市场配置资源的办法推动重工业优先发展,不得不由政府以行政手段,人为压低利率、汇率、能源和原材料价格和工人工资,以降低重工业发展的成本。
工资水平被人为压低后,为保证工人的生存,生活必需品的价格也同样被人为压低。在扭曲要素和产品价格的宏观政策环境下,各种要素和产品供不应求,只能采用计划配置的办法来保证重工业能够得到资源的优先配置,而为了控制工业剩余的使用和农业剩余的集中,又不得不实行工业的国有化和农业的人民公社化,形成与宏观政策环境和资源配置机制相配套的微观经营机制。也就是说,扭曲的宏观政策环境、高度集中的计划配置制度,和没有自主权的微观经营机制这种三位一体的传统经济体制是内生的,是相互依存、互为条件的。
现有的主流理论只看到保护和补贴造成的资源错配和预算软约束、寻租等问题,而没有认识到这种保护和补贴的内生性,在要优先发展的产业违反比较优势、企业缺乏自生能力的问题尚未解决之前,贸然地采用激进的改革战略即休克疗法,取消各种保护和补贴。其结果不是原来的大型企业倒闭造成大量失业,导致社会、政治不稳定,就是为了避免那样的问题或仍然认为资本密集型的大型企业是维护国防安全和实现国家现代化不可缺少的基础,而继续给私有化后的大型企业各种隐性的保护和补贴。
由于私有企业寻租的积极性更高,所以补贴会更大,效率会更低,其结果和主流理论的改革所想达到的正好背道而驰,苏联东欧的转型和遵循华盛顿共识改革的许多发展中国家实际的情形正是如此⒆。
展望未来,中国虽然已经经历了35年的高速增长,但是,以反映平均劳动生产率的人均收入水平所代表的平均技术和产业水平,与发达国家仍然具有相当大的差距,中国经济仍然有很大的后发优势。
根据麦迪逊(Angus Maddison)的最新数据,按照1990年的不变价国际元计算,2008年中国人均GDP6725元,为美国当年的21%,相当于日本1951年,新加坡1967年,台湾1975年,韩国1977年同美国人均GDP的差距水平。在这一差距水平上,日本维持了20年年均9.2%,新加坡20年年均8.6%,台湾20年年均8.3%,韩国20年年均7.6%的增长。
如果同美国的这个差距所蕴含的后发优势能够让日本等几个东亚经济体实现年均7.6%到9.2%的GDP增长率,那么,从后发优势的潜力来看,中国从2008年开始应该还有20年平均每年8%的增长潜力。
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还没有大功告成,资金、资源等各种要素价格仍然受到扭曲,金融、电力、电讯等服务业仍然垄断经营,这些扭曲形成了巨额的租金,由此带来了寻租、腐败和很大的收入分配差距。但是,中国现在已经是一个中等偏上收入的国家,除了极少数和国防安全有关的产业外,绝大多数原来不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像家电、汽车、造船、大型装备业等已经符合比较优势,其产品在国内外市场具有竞争力,保护补贴的性质已经从改革放初期的“雪中送炭”变为“锦上添花”。所以,应该与时俱进地消除各种保护补贴,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对于极少数还需保护补贴的国防安全产业则和发达国家一样由财政拨款直接来进行。
上述举措正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全面深化改革决议的主要内容。如果中国能够沿着这个方向推进改革,就能消除各种双轨制遗留下来的扭曲,建立起一个具有“有效市场”的体系,并在有为的政府的因势利导下,按比较优势发展经济并充分利用后发优势,尽可能将8%的增长潜力变为现实的增长率,十八大提出的两个百年目标就能实现,中国将可在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后继续前进,进而创造中华民族由衰至盛的历史奇迹,在建国100年时实现把中国建设成现代化强国的中国梦。
注释
⑴根据Angus Maddison的Historical Statistics of the World Economy: 1-2008AD, 1950年时东亚地区的人均GDP按1990年的国际元计算为666元,低于拉美的2510元,也低于非洲的889元。
⑵参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官方网站:http://www.imf.org/external/data.htm。
⑶参见英国《金融时报》报道(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56024)。
⑷根据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2013》的分类标准,国民总收入在1025美元以下为低收入国家,在1026-4035美元为中低收入国家,4036-12475美元为中高收入国家,12476美元以上为高收入国家。
⑸Robert W. Fogel, Capitalism and Democracy in 2040: Forecasts and Speculations, NBER Working Paper, No. 13184, 2007.
⑹Kevin M. Murphy, , Andrei Shleifer, and Robert W. Vishny (1989). Industrialization and Big Push,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97: 1003-1026. Jeffrey Sachs, Wng Thye Woo, and Xiaokai Yang (2000). Economic Reforms and Constitutional Transition, Annals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 1: 435-91。
⑺此次重印的是1999年的增订版。
⑻Murphy, Kevin, Andrei Schleifer, and Robert Vishny (1992). The Tradition to a Market Economy: Pitfall of Partial Reform,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07: 889-906.
⑼Sachs, Jeffrey D., and Woo, Wing Thye (1994). Structural Factors in the Economic Reforms of China, Eastern Europe and the Former Soviet Union, Economic Policy. 18: 101-45.
⑽Xiaoxi Li,Assessing the Extent of China’s Marketiz,Ashgate Publishing, Ltd., 2006
⑾European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EBRD) (2007). Life in Transition: A Survey of People’s Attitude and Experiences. London: European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⑿European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EBRD) (2013). Transition Report 2013, London: European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⒀ Easterly, William, (2001). The Lost Decades: Developing Countries’ Stagnation in Spite of Policy Reform 1980-1998, 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 6: 135-57.
⒁ 但认为发达国家的政府除了保护产权、维持社会治安和推行法治外,其他的事都不干预或参与的观点,其实不符合事实。发达国家的产业和技术位于全球的前沿,其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需要对基础知识的研究(R)和新产品和新技术的开发(D),固然在D上主要是企业来做的,在R上则主要靠政府的支持。美国目前在世界具有领先地位的信息、航天、纳米、生物工程、医药等的基础研究的投入基本上都是由政府支持的。另外,政府除了通过专利保护外也通过采购等方式直接支持新技术和新产品的开发。
⒂Summers, Larry (1994), Comment, in: Blanchard, Oliver Jean, Kenneth A. Froot, and Jeffrey Sachs (eds.), The Transition in Eastern Europe, Vol. 1.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252-3.
⒃Williamson, J. (1989). ‘What Washington Means by Policy Reform’. In J. Williamson (ed.), Latin American Readjustment: How Much Has Happened, Washington, DC: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⒄上海三联书店与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中文简体版,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7年中文繁体版,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0年英文版,东京日本评论社1998年日文版
⒅World Bank (2002), Transition: the First Ten years, Analysis and Lessons for Eastern Europe and the Former Soviet Union.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⒆World Bank (2002), Transition: the First Ten years, Analysis and Lessons for Eastern Europe and the Former Soviet Union.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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