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痛感真实存在，已是结构问题

上文梳理了上半年“三驾马车”的表现，整体来看，在全球经济陷入衰退、逆全球化有所回潮、对立冲突有所升级、国内新旧动能转化的阵痛中，我们的经济发展能取得现在的成绩，已经殊为不易。但宏观数据和微观主体感受之间存在一定的偏差，包括笔者自己在内，有不少人体验到日常生活与经济发展的落差，甚至产生了剧烈的痛感。

这种感受的直接来源便是在现有“三驾马车”的动能上。通过上文的分析，与内需紧密相关的投资与消费在增速上仍在下滑之中，甚至在部分细分领域出现了存量规模的下降，其中牵动着一系列就业和信心。

我们作为一个习惯了高增长的后发国家，与各国横向对比，增速常年能够位居世界前茅乃至冠绝全球，但增幅大幅度放缓后依然可能出现一系列问题。更何况，上文列举的不少数据还都是平均数，在平均数以下人群的感受更是可想而知。

而这份痛感的根源正是经济新旧模式的切换还没有完成，笔者在之前《阵痛与希望：中国经济的“破茧”时刻 》一文的开篇就已介绍过旧模式的不可持续，却又受到更为急迫的压力，不得不在过去十年有过间歇性的维持和加强，这种“放水”在动能衰减、潮水退去后，又会进一步加剧痛感。

其中大家共鸣最多的可能就是房价，我们都亲眼见证过在一段并不太长的岁月里，父辈们明明还习惯于包分配的住房，一点点长成了要掏空六个钱包才够个首付的“吞金兽”。

笔者统计了若干省份近十年来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其省会城市房价的比值，通俗地来说就是“一年收入能买省会多少平”。比值随着岁月前行而下滑的轨迹，冰冷地诉说着国人越来越买不起房子，及由此带来的一系列问题。

图4.1 2015年以来城市所在省份的人均可支配收入/该城商品住宅均价

如果考虑到“人均可支配收入”可能会“被平均”，而房价是涵盖核心区与远郊所得出的均价，那么实际情况会比该表所呈现的更为严峻。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CRIC，图表来源：作者自制

如上表所示，短短6年时间，人民群众对一些核心城市的住宅购买力就缩水了两三成，而且由于核心区房价增速更快，实际缩水幅度也会相应更大。正如某个网络段子所言，攒下一年的钱哪怕不吃不喝都未必能买得上核心城市的一个卫生间，这种局面对于大家的收入、消费、婚嫁、生育造成的影响，也都被我们所看到了。

而且旧有的以“土地财政”为圆心的发展模式，强调的是重资产、高杠杆、高周转，通过举债方式形成大额资产的快速生成与销售，在这种“快成快销”中，推高的又何止居民负债？地方政府为了加速平整土地、完善基建；地产开发商、建工公司和链条上的其他配套为了加速运营，都有极强的动力去推高自身负债，甚至批量出现了“用A项目融资去开发B项目”的错配。

以房价为代表的资产价格飞涨，又将开发成本和融资规模同步拉抬，继续推高债务率。各个环节把“效率就是生命”拉到了极致，也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经济体各部门负债拉满的“盛况”。

可以再回看消费那部分的图表，就在房地产开发与社会融资高歌猛进的时候，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的却一路滑坡，这并非巧合。我们的内需在这时候已经出现了问题，旧模式的挤占效应可见一斑。

图4.2 2022年国内社会融资占GDP的比值，及其与不同收入水平国家的对比[9]世界银行统计的各部门债务与GDP比率。结果显示，中国的居民杠杆和非金融类企业杠杆都已先于基本面达到了高收入国家水平，如果含上政府融资平台，政府负债也同样如此。因此笔者对近年社融增速出现的调整乃至下滑反而没多少焦虑。图表来源：世界银行

高周转的核心在于资产能够快速完成销售。也正如前文所述，我们这套模式能够运转下去的关键是要有源源不断的消费者能够心甘情愿地掏钱购房，乃至全家背负巨额贷款亦在所不惜。可这个模式终归会有尽头，图4.1和图4.2已经在提示着道路的终点，疫情的冲击更是重重踩了一脚，这一轮密集的供地却换不来相应的销售。不是调控导致了旧模式的终结，而是旧模式自身的运行逻辑已经难以为继，调控反而还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这个进程。

但作为旧模式发展的中军，整个行业已是树大根深，从政府财政、到建筑施工、到规划设计、建材大宗、家装家电……还有做配套融资的金融，不少金融机构贷款中一半以上与地产和城投相关，甚至能超过八成。这其中又涉及到了大量的就业，甚至是一些高收入群体的就业。由此对就业和消费市场的冲击也就可想而知了。

表现相对亮眼的外贸也出现了若干结构性、周期性问题，诸如基础制造行业准入门槛较低，面临具有低成本优势的国际同行竞争；发达国家掀起的“贸易战”、“科技战”加码，限制市场拓展与产业升级，并波及国内习惯于来料加工的代工商；全球经济复苏乏力，市场需求也可能持续下降等。这些问题也都会对相当一部分从业人员造成影响。

而与此同时，经济新动能还未完全成型，内部同样也存在着一系列问题，譬如前文曾经提到过光伏行业的产能利用率只有60%；“新三样”中一些基础制造加工行业稍有起色便是蜂拥而上、重复投资；部分重要产业的国产化率或者国产渗透率依然不足、核心技术依然有被卡脖子的风险；相关行业的关联度还没有实现当年房地产所达到的水平，互联互通仍有待进一步加强。

在新动能有待释放，增长点规模效应不足的情况下，更多地从存量经济去找增量，自然会导致“内卷”。不仅传统行业在煎熬中被戏称为“煎饼卷大葱，不知向哪冲”，甚至连新兴产业中相对基础的制造业和服务业也陷入到竞争白热化，也会放大社会焦虑。

此外，正如前文所介绍的，当产业升级向技术密集型过渡的时候，相关产业对就业会有挤出效应。而第三产业本该是这类被挤出的就业人口的最佳承接方。而对旧模式的调控与整顿，恰恰又波及到不少服务行业，第三产业就业人口与占比自2019年以来趋缓乃至回调，蓄水池自己都在流出，对就业的影响可想而知。

图4.3 2014年以来第三产业就业规模与就业人口占比变动趋势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CRIC，图表来源：作者自制

当前的大背景是旧动能出清还在持续、新动能承接有所不足，传导到就业形势这个分战场，就出现了摩擦性失业、周期性失业和结构性失业叠加之势。

即使是就业人群，不少也感受到了本单位在薪资福利乃至工作条件上的压缩，甚至不乏外资品牌退出后，国内经营者接盘后待遇一落千丈的报道。考公人数屡创新高也就成了就业市场痛感的折射。

由此，也就不难看出近年来部分民生领域与经济增长数据体感不符，乃至出现痛感的深层机理，这是经济、产业、消费、就业连同配套的社会保障体系等一系列矛盾叠加形成的结构性问题。而全球经济的下行、内外市场在增长点乏力下的内卷、西方国家的保护主义壁垒以及疫情冲击，都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的痛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