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警察暴力的真正原因

与其他国家相比，美国的警察暴力问题由来已久。据统计，在过去的7年里平均每年有约1100个美国人被警察杀死，2020年已经有781人死于警察之手[7]。对比之下，今年美国全国仅有14人通过正常司法渠道被执行死刑。可以说，美国大部分的“死刑”其实都当街执行了。正因如此，美国纽约大学社会学教授、前美国犯罪学会会长杰尔姆·斯科尔尼克在其著作中将美国警察称之为“不经审判即行刑的街头法官”[8]。在被警察杀死的人中有95%是死于枪击。

在美国，今年到目前为止只有12天没有人被警察杀死（Mapping Police Violence）

美国警察“军队化”程度极高，在美国生活的这几年里我还没有见过一个不配枪的警察。这些武器自然不是摆设，掏枪和射击对美国警察来说是家常便饭。往往当事人在警察没让下车的时候下车，或者手稍微挪动到口袋附近就被射死了。美国警察之所以如此轻易地使用武力，并不是因为他们是一群嗜血的恶魔，而是因为他们所处的环境非常恶劣。

问题的根源还是出在枪支泛滥。美国是世界上几乎唯一的一个公民普遍持枪的国家。根据小型武器调查的结果，美国有约3.9亿枚枪支在民间流通，占全世界私人持有枪支的46%；美国平民持枪数已经超过了全国人口总数，每100人持有120支枪[9]。美国的持枪者大多为白人男性、很多生活在农村地区，另外共和党支持者的持枪率是民主党支持者的三倍[10]。

美国私人拥枪数量超过了美国人口总数（Small Arms Survey）

枪支泛滥必然带来枪械暴力，被枪射杀是美国人的一个常见死因。据美国枪支暴力档案统计，仅是在2020年，美国就已经有31454人死于枪击，其中包括956名少年儿童，有27876人被枪射伤。全国今年共发生470次大型枪击案。这意味着在美国平均每天有116个人被枪杀，其中包括至少3名儿童[11]。美国的枪击致死率远超其他西方国家，更是中国的18倍[12]。数十人在同一枪击中案被杀，这样的事在美国并不罕见。

在过去十年中，美国经历了数次极其严重的大规模枪击案，2019年埃尔帕索沃尔玛枪击案——22人死亡，2018年佛罗里达高中枪击案——17人死亡，拉斯维加斯枪击案——60人死亡，萨瑟兰泉教堂枪击案——27人死亡，2016年奥兰多同性恋夜店枪击——49人死亡，2015年圣贝纳迪诺枪击——14人死亡，2013年华盛顿海军司令部枪击——12人死亡，2012年桑迪胡克小学枪击——27人死亡，2012年奥罗拉电影院枪击——12人死亡……至于其他致死人数小于十的枪击案简直数不胜数。

美国的持枪率和枪杀率令全世界其他国家望尘莫及：纵轴为每十万人中因枪击死亡的人数，横轴为每100人持有的枪支数（Vox）

解决美国枪械问题最直接和彻底的方法当然是在全国范围推行严格禁枪措施。但在美国独特的政治体制下，任何严肃的禁枪政策都无法施行。背后的原因我在之前的文章《赌城枪击惨案背后的体制弊病》中有详细的论述，简单概括有以下三点：

（一）在政府拥有飞机大炮火箭导弹的21世纪，美国政客和民众还抱着“持枪可以反抗暴政”的祖宗之法不放、自欺欺人；

（二）美国全国步枪协会等利益团体通过买通政客、影响选举甚至最高法院法官的任命等手段，打压支持控枪的势力；

（三）票选制度下的政客不靠政绩，而是靠言辞糊弄短视的选民升迁。这样的体制无法实事求是地解决复杂的大型社会问题。

美国的当权者拒绝推行社会制度改革，解决禁枪这类牵涉国本的重要矛盾，于是就依靠压榨基层的方法对体制漏洞进行修修补补。在一个枪支泛滥、枪械暴力如此严重的国家，执法部门为了确保社会秩序不会崩塌，只能采取以暴制暴的手段。因此警察暴力是枪械泛滥的必然结果。事实证明这二者之间确实存在一定统计上的相关性[13]。

美国各州警察执法致死率和枪支拥有率之间的关系（Vox）

也正因如此，尽管美国警察过分使用致命武力的情况层出不穷，但是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不会被指控。据统计，在2013年至2019年之间，99％的警察致死案中没有警察被控诉。其中的主要原因是为警察定罪的法律门槛比普通人要高得多，美国最高法院也给了警方一定的自由裁量权，让他们可以通过对危险的感知进行瞬间的生死抉择。因此本案中的三名警员面对屋内的开枪予以回击的行为，就被肯塔基州检方认为是合情合理的[14]。

一个美国公民如果胆敢用枪在警察面前捍卫自己的“权利”和“自由”，那他等于直接选择了被合法击毙。

四、无解的种族问题

从乔治·佛洛依德“我不能呼吸”到布伦娜在家里中枪身亡而没有警察因此被起诉，这一系列事件引发的抗议示威活动在反对警察暴力的同时，一个更重要的主题是声讨警察执法时针对黑人的种族歧视。据统计，在美国被警察打死的人中有28%是黑人，这一比例是黑人占美国人口比例（13%）的两倍以上。黑人被警察打死的概率是白人的三倍[7]。相比其他族裔，黑人更有可能被警察认定为是罪犯，并遭到残酷对待。

事实上，美国执法部门和黑人社区之间的矛盾由来已久。在19世纪末的美国南方，刚刚结束的南北战争导致了奴隶制被正式废除，但是黑人仍然受到系统性和制度性的歧视。南方各州政府表面上承认废奴的宪法第十三修正案，但同时通过种种“黑人法规”试图否定战争的结果，继续实行半奴隶制，并维持白种人的统治地位。随后通过的“吉姆·克罗法”在之后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对有色人种实行种族隔离，禁止黑人和白人共用学校、餐厅、公园或居住在同一社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