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斯巴达与雅典战争的“真正原因”

艾利森教授所谓“修昔底德陷阱”的依据，就是《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1卷第23节的一句话。陈定定的中译本沿用了谢德风翻译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表述：“使战争不可避免的真正原因，是雅典势力的增长以及由此而引起的斯巴达的恐惧。”包译本则译为：“雅典的崛起，以及斯巴达挥之不去的恐惧，使战争不可避免。”艾利森引用“Strassler”的译本，同时自己“用更现代的英文去替换他们的译句”。由于这是关系到“陷阱论”能否成立的关键，我曾在《伪“修昔义德陷阱”考》一文中，以“洛布古典丛书”（Loeb Classical Library)中古希腊原文和希-英对照系列C.F.Smith的英译为主，逐条核实艾利森的解读。这里撮其要点，概述如下：

其一，修昔底德、索福克勒斯、欧里彼得斯、阿里斯多芬等，是公元前5世纪后期智者启蒙运动在史学、文艺领域的代表。几占《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四分之一篇幅的演说词、论辩和评论，其语境是智者高尔吉亚、苏格拉底及小苏格拉底学派。修昔底德关于言辞与事实，关于从人性入手揭露人的贪欲、荣誉、野心是延绵二十七年战争根源的分析，都可以从当时的思潮中找到原型。

其二，关于第1卷第23节的那句话，史学界争论了多年。艾利森、谢德风的表述，代表了一种意见。但即使这种表述，也不等于是“崛起国”与“守成国”的关系；而且，学术界的主流认为，“洛布古典丛书”的希英对照更忠实于原文。

其三，古希腊原文“alethesta ten prophasin”,“洛布古典丛书”版本译为“最真实的解释”(truest explanation)，而不是“真正原因”。而希腊文“aitia”(原因)，在这一段出现过四次；在全书后七卷及这一卷的第24—146节(即谢德风译本的第2—11章)，修昔底德还区分了“直接原因”“借口”(导火线)“根本原因”(真正原因)。

其四，《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1卷的主题是阐述撰写该书的宗旨和原则。第23节是第1卷后面10章的小引，说的是破坏“三十年协议”、诉诸战争的“直接原因”(“近因”“表层原因”)。修昔底德说，交战双方各有各的说法，唯有他的说法才是“最真实的解释”。史学界之所以有人将这句话等同于“真正原因”，在于他们不了解修昔底德的语境。高尔吉亚发表了反驳巴门尼德的三个命题：无物存在；即使存在，也无法认识；认识了也无法用言辞传达。他写的修辞范文《海伦颂》，发挥了第三个命题。如果了解中国魏晋南北朝关于词与物的辩论、欧洲中世纪的“唯名论”、当代的语言哲学，就不难理解“最真实的解释”不等于就是“真正原因”。雅典的兴趣是东起黑海，西至现西班牙、法国，南及北非的整个地中海域的贸易，颇像古代西亚的腓尼基商队。在它最强盛时代，也无志于占领周边地区，建立像亚述、赫梯、吕底亚那样的农牧帝国。换言之，雅典与斯巴达的“利益交叉关系”“利益重叠关系”甚少。这就是为什么从公元前455年“三十年和约”到公元前435年双方决策层都想诉诸“仲裁”、不轻易宣战的根本原因。

实际上，在战前的四十三年里，雅典势力的发展并不构成对斯巴达的威胁，更无取代之意。事情的转折是公元前435/4—前432年春发生的两个事件。原本与两大同盟毫无关系的或守中立的城邦，首先将科林斯，尔后将斯巴达、雅典拖了进去，致使斯巴达误判，“所以决定发动现在这次战争，企图以全力进攻(如果可能的话)，消灭雅典势力”。这也就是为什么斯巴达第一次宣战的借口受挫后，接着就来第二次；第二次又被识破，最后只好等待时机。这样，才有第1卷结尾这句话：“因为构成破坏和约和成为公开战争口实的一些事件尚在发展之中。”至此，谁是战争的挑起者一目了然。第1卷中说的是破坏和约诉诸战争的直接原因的解释，再清楚不过。

雅典卫城。新华社记者赖向东摄。

其五，这场波及全希腊、延绵二十七年战争的“更为根本的原因”，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1卷第22节有过提示，在后七卷中已解答。艾利森在其著作第2章注4中说：“第1卷分析了导向战争的途径，余下的七卷则记录了战争本身。”这里有一个关键词“chronicle”没译出来。包译本倒是按原著表述了：“其他七卷则是战争过程的编年史。”把后七卷说成是战争过程本身的编年史，正好与修昔底德本意相反。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1卷第21节阐述他撰史原则时，特地申明“史”与“诗”和编年史的区别。他批评“chronicler”(编年史家)时认为，“他们所关心的不在于说出事情的真相，而在于引起观众的兴趣”。而“史”（Historia)的要求是，“用最明显的证据，得到合乎情理的正确结论”。他的后七卷正是按第1卷阐明的撰史目的和原则，不用言辞掩盖真相，而是在如实叙述事情真相的基础上剖析导致这场战争的深层次根源，即作战双方领袖们的贪欲、权势欲、不顾城邦安危的个人荣誉：“由于贪欲和个人野心所引起的统治欲是所有这些罪恶产生的原因。一旦党派斗争爆发，激烈的疯狂情绪发生作用，这也是原因之一。许多城邦的领袖们有似乎可以让人佩服的政纲：一方主张民众在政治上的平等，另一方主张安稳而健全的贵族政制。他们虽然自己冒充为公众利益服务，但是事实上是为他们自己谋得利益。”(Thucy.3，83)

例如，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3—6卷中，修昔底德剖析了六件事情发生的原因：（1）科林斯为了离间科西拉与雅典的关系，挑起科西拉内部党争。（2）雅典与斯巴达出兵助威，却都不参战，让科西拉两派互相残杀，最后自己毁了这个第二大海军势力的城邦。（3）斯巴达占领雅典盟邦普拉提亚，杀光全部男丁。（4）雅典占领斯巴达盟邦派罗斯，也如法炮制。（5）雅典盟邦密提林带动周边三个小邦背叛，尽管下层民众反对，平叛之后，雅典领袖克里昂主张将男丁杀光，理由竟是“洪洞县里无好人”。（6）公元前422年，双方统帅都战死在马其顿—色雷斯附近的安菲波里。修昔底德评论说：“这两个人是双方主战最卖力的人：(斯巴达的)伯拉西达主战，因为他个人的成功和荣誉都是从战争中得来的；(雅典的)克里昂主战，因为在和平安静的时期，人们会注意他的不良行为，会不相信他对别人的谗言。”由于伯拉西达屡建奇功，“斯巴达的主要人物妒忌他”，这次竟然见死不救。公元前421年，双方缔结了五十年和约，各个盟邦也签了字。但是，科林斯立刻赴亚哥斯，拉出一批盟邦重新结盟，欲与斯巴达开战。至于趁机煽动远征西西里的阿尔西比亚德斯(Ἀλκιβιάδης，前450—前404，一译“亚西比得”)，更是个朝秦暮楚、野心勃勃，却又擅长雄辩、煽动仇恨的雅典民主制衰落时期的“蛊惑家”(Demurgogue)。由于雅典公民已经蜕变成为“糊涂而任性的老头子”(阿里斯多芬《骑士》的讽刺语)，他们竟然投票赞成阿尔西比亚德斯统率全军远征西西里。修昔底德说，这是一支“花钱最多，外观最美的希腊军队”，舰长、水手都发薪金。士兵和商人们为了做生意，还随身带着货物。修昔底德每叙述一个大的历史事件，都同时发表评论，揭露他们不断挑动战争的内心追求。他对于历史事件根源的观察和解释，为古罗马时期的史家们继承和弘扬，造就了后人所说的历史观。普列汉诺夫(Г. В. Плеханов，1856—1918)在《论一元论历史观的发展》《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中对此作了深刻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