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个阶段是希波战争之前。艾利森在书中第30页(陈译本第52页)说:“公元前490年波斯入侵希腊之前，斯巴达在该地区的主导地位已经持续超过一个多世纪了。”他所说的“该地区”，指整个古希腊。然而，事实上，希罗多德说的是“伯罗奔尼撒的较大部分”。因为，公元前6世纪以降的古希腊，包括本土、爱琴海东岸(小亚西岸)和沿海岛屿，以及南意大利和西西里岛；而古希腊本土，除了伯罗奔尼撒半岛外，还有中希腊、北希腊和阿堤卡。古希腊城邦林立，本土城邦并无准确的统计数字。根据《剑桥古代史》，公元前800—前500年的殖民城邦有140多个。雅典与斯巴达各有其势力，在此之外还有广大地区。从修昔底德原著中也可看出，都是战火烧到那里，才知道那里还有从不知晓的小邦。即使是在伯罗奔尼撒，像阿戈斯，从来就不屈服于它。《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5卷第3—6章就记述了“伯战”第11年(前420年)签订新和约后，斯巴达的重要盟友科林斯，立即找亚哥斯(Argos，阿戈斯)结盟，组成新同盟，欲同斯巴达开战。艾利森教授的意图是改写这一百多年历史，让斯巴达成为唯一的“守成国”，而把雅典说成是希波战争后崛起的“挑战国”。这样，“陷阱论”的这篇大文章才好做。

第二个阶段是希波战争前期(前492—前478年)。艾利森在书的“导言”(陈译本第6页)中借修昔底德之口说，雅典是“忘恩负义的”，“斯巴达有权质问雅典，是谁给雅典的繁荣提供了安全的环境？”其实，公元前490年波斯大举进犯希腊本土时，正是雅典与“铁杆”盟友普拉蒂亚在马拉松击退了波斯，而斯巴达并未参与。公元前480年，波斯国王薛西斯(Xerxes，约519—前465)亲率水陆大军来犯时，北希腊、中希腊纷纷“献出了水和土”，斯巴达、科林斯准备在科林斯海腰修筑工事保全自己。正是雅典，促成了古希腊联邦会议的召开，促成了共同抗敌，取得了萨拉米海战、普拉蒂亚决战的全面胜利。所以，希罗多德说：“如果说雅典人乃是希腊的救主，这便是十分中肯的说法了。”(Hdt.7,136)修昔底德在追述希波战争中的斯巴达与雅典关系时说：“共同努力把外族的入侵击败。”公元前432年，斯巴达国王在讨论是否与雅典开战时还说：“无疑地，他们过去在反抗波斯人的时候有很好的成绩。”公元前479年，尽管波斯战败，但沿海及小亚西岸的古希腊城邦仍在波斯手中，它的盟国腓尼基还有庞大舰队。而斯巴达此时却撤兵了，让雅典与波斯互相消耗。修昔底德说：“他们不想再负担反对波斯的战争了，他们认为雅典人完全能够指挥，并且当时雅典人对他们也是友好的。这样，雅典就取得了领导权……同盟国也愿意雅典取得领导权。”

雅典及其盟邦收回沿海城邦后，逃离的人纷纷回来重建家园，斯巴达获悉后反对。当它获悉雅典要重修卫城时，立即出面阻止，说斯巴达就是他们安全的大后方。修昔底德说：“他们隐藏了他们的真正用意和他们的真正恐惧。”这明明是霸权者式的“恐惧”。可是，在艾利森眼中，却成了“崛起国”雅典“不敬的证据”，露出了“要威胁既有秩序的狼子野心”，认为这才是修昔底德的原意。

接下来再对照核实第三阶段艾利森在史实上的“改造”。希波战争终结于公元前449年，可是希罗多德的《希波战争史》仅写到公元前478年斯巴达撤军，雅典指挥盟军攻陷塞斯托斯。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从公元前435年开始，中间的四十三年无专史记载。古希腊史的开拓者格罗特(G. Grote，1794—1871)在《希腊史》第45章(2010年版是第15章)，收集各方面资料补写了这四十三年。格罗特认可了修昔底德及后来德奥多罗、普鲁塔克(Πλούταρχος，46—120)等人的说法。雅典将设在提洛岛的盟邦金库迁往雅典，并用于雅典卫城至拜里厄斯港防卫大道的建造，标志着提洛同盟已开始蜕变为雅典控制、奴役盟邦的工具。格罗特认为，从公元前455年雅典与斯巴达签订“三十年休战和约”起，雅典已经是海上势力的“霸主”(hegemony)。其标志是：对外，公元前466年大败腓尼基舰队，公元前455年大败伊齐那舰队；对内，公元前466年围攻背盟的那克索斯，翌年又镇压背叛的塔索斯。从此，海上称霸，盟主成了霸主。尽管雅典势力在这四十三年中的快速增长是无疑的，然而总的格局仍然是“两强”“两霸”之争，而不是什么“崛起国”与“守成国”之争。修昔底德也是这样说的：他们“共同努力把外族入侵击退。但是不久之后，希腊人分裂为两个集团：一个集团以雅典为领袖，一个集团以斯巴达为领袖。……一个在陆地上称雄，一个在海上称霸。在一个短时期内，战时的同盟还继续存在；但是不久之后争端即起”(Thucy.1,18)。

而对照艾利森的著作，不难发现，它暴露出三个问题：

其一，雅典之所以在希波战后快速发展，根源在于它开放式的手工业—商业—海上贸易；在于外部扫清了波斯这一阻力，内部完善了民主体制。而反观斯巴达，“四百多年以来，他们的政制没有变更”。稳定的政局有其有利的一面，但是没有内在活力，停滞不前了。这是二者拉开差距的根本原因。然而，艾利森却避而不谈这个基本事实。

其二，亚里士多德(Αριστοτέλης，前384—前322)在《政治学》第2卷评论斯巴达政制的弊端时说：“斯巴达的整个政制仅仅注意一个方面，即战士的品德，以确保战争的胜利。所以，只要战争还在继续，他们的威力还可以维持住。一旦获得了霸权地位便衰落了，因为他们根本不慬得和平时期的生计。他们不会从事高于战争的其他事业。”(1271b3-6)这种畸形的、超稳定的延续四百年的社会结构，导致的结果就是保守怕变，内部和周边有一点风吹草动，它都感到恐慌、不安。所以，“恐惧”(phobon)是它的常态。修昔底德在书中提到了，斯巴达对“希洛人”，对伯罗奔尼撒半岛其他同为贵族制的城邦如阿戈斯等，对盟邦科林斯、麦加拉，对雅典等的“恐惧”和“担心”。所有这些，如果都归咎于雅典，并且在雅典势力的增长—斯巴达的恐惧—付之一战中架设一条因果链条，是缺乏根据的。其实，艾利森有时也不得不说，“现在看来，斯巴达的恐惧，其实是没有必要的”。显然，艾利森也承认对雅典的许多“恐惧”是斯巴达自己的误判。

其三，修昔底德说：“这两个强国不是彼此间发生战争，就是镇压它们的同盟者的暴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1卷第8章同时介绍了几件事，如伊汤姆(Ithome)十年暴动时请雅典帮忙平叛。格罗特的《希腊史》第45章也叙述了几件事，但艾利森对此只字不提。而且，最值得注意的是，斯巴达与雅典，“一个在陆地上称雄，一个在海上称霸”，双方扩张的方向与地域是不同的，并不像艾利森说的，雅典“不断挑战”斯巴达的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