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陈村富】

近几年来，“修昔底德陷阱”又成了学人们口中的热词。追根溯源，它原本是1980年美国小说家赫尔曼•沃克(H. Wouk，1915—2019)在一篇文章中用来警告美苏之间“冷战”的，苏联解体后，该词变“冷”；然而，在2015年前后，哈佛大学教授艾利森(Graham Allison)又将该词捡起，重新赋义，用于比附美中关系。

他除了在《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上发表文章《修昔底德陷阱：美国与中国正在走向战争？》外，还在2017年出版《注定一战：中美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吗？》一书。随着该书不断重印再版，2018年9月，八旗文化公司出版了包淳亮的中译本(以下简称“包译本”)；2019年1月，上海人民出版社也出版了陈定定、傅强的中译本(以下简称“陈译本”)。

在美国，2019年的原著重印本在醒目位置刊载了40则“赞誉”，其中既有美国高官、全球名人，也有重要研究机构和媒体。在中国，包译本的封面则写着：“未出版已轰动全球的权威分析”，“‘美国优先’与‘中国梦’能否和平共处，关键在突破‘修昔底德陷阱’”。一时间，“修昔底德陷阱”成为全球政界、学界热议的话题。

诚然，如果真有所谓“修昔底德陷阱”，作者真是为了世界和平、美中友好，那么这倒是全球性福音。但如果艾利森教授托名修昔底德(Θουκυδίδης，Thucydides，约前460—约前400)，搞的是“伪修昔底德陷阱”(Pseudo-Thucydides’strap，“托名修昔底德陷阱”)，那他所奉献和设计的“安全出口”(safetyexit)，恰恰就是“艾利森圈套”的“入口”(trap，原为捕捉动物用语，有汉语的“陷阱”“圈套”“捕夹”“诡计”等多重意思)。根据我对古希腊哲学史六十年的研究，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纯属艾利森托名修昔底德搞出来的圈套，而且是为中国量身定制的。

格雷厄姆·艾利森  图自youtube“哈佛大学贝尔弗科学与国际事务中心”账号

一 、雅典与斯巴达不是什么“崛起国”与“守成国”

雅典、斯巴达出现于公元前8世纪左右城邦制形成时代，大体上属于同时产生的古希腊两种政制、两条发展道路的代表。在城邦制初始阶段，爱琴海两岸的米利都、爱菲斯，内地的底比斯、阿戈斯、埃利斯、科林斯，成为了强势城邦的代表。公元前7世纪末至前6世纪初，古希腊有几个城邦发生了一场改革(改制)运动，其突出代表就是雅典的梭伦(Σόλων，约前638—前559)与斯巴达的莱格古士(Λυκοῦργος，Lygurgos，前700—前630)，从此双双崛起。《希波战争史》(也译作《历史》)的作者希罗多德(Ἡρόδοτος，Herodotus，前484—前430/420)说，那时(指公元前6世纪)“希腊城邦中最强大的，在多利斯人中是斯巴达，而在伊奥尼亚人里则是雅典人”。从此至希波战争（前490—前449年）中期，斯巴达与雅典走上两条不同的强国之路。

斯巴达又称“拉凯戴孟”(Lacedaemon)人，先是占领伯罗奔尼撒拉哥尼亚平原肥沃地，后至美赛尼亚(Missenia)，将当地人赶到边界成为“边民”，反抗者失败后，都被变为奴隶，史称“希洛人”（helot）。这些居民已经是希腊祖先亚该亚人与西亚移民、当地土人经过几百年混合的后裔，而不是什么“天生的奴隶”。从斯巴达建国起，三百多年间，他们不断起义。经过莱格古士为代表的改制，斯巴达从此走上以二王制、监察官(Ephors)和元老院为上层领导、九千份地为基础的耕战合一的贵族制。希罗多德说：“由于这样改革，他们就成了一个享有良好法制的城邦。……他们既然拥有肥沃的土地和众多的人口，他们很快就强大起来……结果，他们就不能满足于安静不动地呆在那里了”；最后，“他们把伯罗奔尼撒的较大部分征服了”(Hdt.1,66、68)。

雅典则是靠海为生，走上了手工业、商业、海上贸易的道路。在政制上，新兴工商奴隶主逐步取代元老院，实行民主政制。它不靠军事控制其他城邦，而是以工商经济和民主体制影响其他城邦。以民主制或贵族制为主要形态的党派斗争贯串于城邦制时代的始终。所以，从理论上说，不可能有雅典为代表的“崛起国”(rising power)与斯巴达为代表的“守成国”（ruling power）的关系。因为，两种体制都起源于原始部落解体时王制的两个走向：依据不同的社会条件，一个是弘扬部落成员大会功能，就走向了民主政制；一个是强化军事部落中首领和氏族领袖，就走向了贵族制。其根源是原始公社内部的分化，演化为城邦内不同利益群体、党派的斗争。从历史与逻辑考察，两种政制与城邦内党派是同步发生的。所谓“崛起国”与“守成国”,不仅理论上说不通，而且也有违历史事实。以下分三个阶段，对照艾利森教授的说法，加以辨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