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为：首先“普世价值”这个词我们不宜随便用，这是很典型的西方词，英文叫Universal Values。我们现在公开表示，我们用“共同价值”。这两者是不一样的。第一、西方人讲的“普世价值”一般就是自由、民主，而且这个界定权、定义权是在他们手里的。

我提个简单的问题：如果“普世价值”真的要普世，就是世界各国所有的人都要接受，那么应该经过一个程序讨论讨论，比如联合国开个会，对不对？我们中国人有很多价值，比如仁爱与和平。美国就不承认和平是普世价值，就要发动战争的权利。这个（让世界所有人接受的）程序都没有走过，怎么突然就说有个“普世价值”，要全部（人）都接受？这是我们不能同意的，也是防止被西方话语忽悠最关键的一点。

人类命运共同体也是现在我们中国人提出的一个很重要的价值观。最近我就跟西方学者说，你仔细看一看，我们的这个价值实际上是对我们这个时代特征的把握。世界的利益早就联合在一起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你看不到这一点，然后与之背道而行，那你自己要蒙受苦难。

主持人：对。它指明的是一种方向，就是大家的命运都是在一起的，要互帮互助，要开放，要共享。这点我觉得特别重要，而不是像西方所说的那种“普世价值”那样“你不跟我一样，你就是错的”。

宋鲁郑：我觉得，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不是普世价值，或者能不能成为普世价值，不是和西方区分的主要地方。我认为，中国和西方最大的一点不同在于，当我们提出一个理念的时候，我们不会强行让对方接受。我们提出一个建议，你如果赞成、接受，那好，你可以支持；如果你不赞成，觉得你不适合，我们不予干预。我们尊重你的国情，尊重你的意志，尊重你的选择。我觉得这是一点很根本的不同。

主持人：慢慢地他们可能会接受，这是一个过程，我们由他们自己来做选择。好，这边有没有朋友要提问，欢迎。

Q2：三位老师好，我叫王瑶，是一名互联网产品经理。最近网上有一个特别热门的讨论，就是当我们谈到国家发展趋势的时候，普遍都有“厉害了我的国”这样的自豪感。尤其是面对全球疫情大考的时候，我们的制度以及我们的动员能力经受住了检验。 但同时，落到个人发展上的时候，又普遍存在一种“996”、“打工人”这样的消极情绪。我的问题是，我们该如何解释这种大国崛起以及个人发展的不协调导致的心理落差呢？谢谢老师。

张维为：我老说一切在于国际比较。根据我们看到的大数据和民调，中国的年轻人不光对自己国家，而且对自己的未来，要比西方同龄的年轻人乐观得多。可以说，在过去5年，甚至更长时间内，这个结论是差不多的。以一个简单的问题为例：年轻人，你认为你会不会比你父辈过得更好？几乎中国95%以上都是Yes。另外，在对未来五年的国家前景、个人前景上，中国乐观（的人数）也都超过西方。

现在网上有很多人贩卖焦虑、带节奏。我讲过“中国人你要自信”。一方面，我觉得在政治上我们要对自己的制度、道路有自信；另一方面，我觉得我们的年轻人应该有一种我认为的“健康的人格”。自信，就是健康人格的一部分。

不管碰到什么问题，都要看清楚、理性地分析各种各样可能性。根据所有主要机构的评价，中国2021年的经济增长率可能在7%以上，甚至到8%。这意味着多少机遇？所以我比较赞成那个“半杯水”理论，就是一个杯子里面有半杯水的时候，你可以看到有水的半杯，也可以看到没有水的半杯。看到有水的半杯的人就更有希望。

我们是过来人。任何人年轻的时候都经历过这样的阶段。但如果你更积极，就可以做得更好，这是我的看法。

宋鲁郑：这位朋友提的这个问题以前我也想不明白，是去了法国以后才想明白的。我是2000年去的法国，那个时候中国的人均GDP还不到一千美元，法国是我们的二十倍还多。我在法国的第一个月碰到了一件事，就是罢工。当时有个同学搬家，我们搬着行李到公交车站等车，结果有个人告诉我们，今天罢工，没有车了。当时我们感到很奇怪，法国这么好的生活条件，怎么还罢工？后来才发现，罢工是常态。他们不满就罢工。

所以我就想明白了一个问题，就是不管国家发展多好，不满大概也是一种常态。当然，正因为有不满，所以我们才会进步，是吧？

当地时间2019年12月5日，因对马克龙的养老金改革计划不满，法国公交、能源、教育等领域从业人员参与罢工。马赛的消防员也加入示威队伍，身后横着印有切格瓦拉头像的标语（图源：东方IC）

我知道年轻人最关心的、大概最不满的就是住房问题。我在出国前，觉得结婚前有一套房子是天经地义的，要不然谁和你结婚呢？可是我去了法国才发现，这是我们中国独一无二的文化。

法国只有50%的人有房子，其他人都是租房子。年轻人结婚的时候父母是不管的。有钱就可以租一个（房子），再有钱可以买一个小的，然后随着条件改善再换一个大的。而且法国一般都买二手房，咱们一般要买新房、大房，对不对？这种情况下，谁能做得到？中国为什么能做到呢？因为我们有父母的支持，这是文化差异。当我理解了这种差异之后，再去理解这个问题就不一样了。

张维为：关于房子我也补充一句，中国这个文化是独特的：我一定要有房子，而且是要在一线城市。我觉得这个社会心态要逐步调整。

主持人：对。两位都说到了，在生活当中年轻人们感受到的压力真的要看比较的对象是谁。他们可能会感觉到一些焦虑、压力，我觉得能够理解。

一方面，国家在发展，确实给年轻人提供了很多机会。另一方面，大家感受到的压力，包括您刚刚说的住房、以及子女教育的压力，目前也是暂时存在的。我们还是非常期待这些问题可以解决得越来越好，能够让大家有更好的感受。

此外，很多年轻人所在的企业可能要求是比较高的，未来是不是呼吁企业在保障劳动权益方面可以做得更加完备、更加妥贴？这样可能内外的感受会更好一点，是不是？

张维为：这个我是同意的，但我觉得，对年轻人来讲，还是要有奋斗和健康的心态。比如，你改变不了单位的环境，但现在的选择比过去多得多了，对吧？你可以换一个环境，换一个单位来找一份工作。过去这种选择我们都没有的。所以我觉得，一方面可以希望外部环境能够逐步完善，另一方面自己的心态也要做适当的调整。

主持人：好，我们再来看这边还有没有朋友要提问，来，欢迎这位。

Q3：三位老师好。我叫李敏，是韩国梨花女子大学发展合作专业的研究生。我有个关于中欧关系的问题想问一下三位老师。我们国家目前跟欧洲高层的沟通其实是足够合理的，因为欧洲方也有很多比较理性的专家学者，他们有足够的资源和平台来了解最真实的中国。但是，就像宋老师之前提到过的那样，对于欧洲民众而言，他们只能通过媒体来了解中国。这种方式必定会造成欧洲民众对中国有一定的偏见和误解。我们应该怎么做才能让欧洲民众能够收获到关于中国最正确的信息，从而对中国产生一个正确了解呢？谢谢。

张维为：欧洲跟美国还是不一样的。跟欧洲对话比跟美国对话相对而言更加容易一点。美国特朗普（任职）的四年中，政治气氛严重地恶化。欧洲毕竟有历史、有文化，所以跟欧洲人对话的时候，在文化和历史的角度上会有很多共鸣的东西。

另外还有一点，我在欧洲也长期生活过，我跟他们描述中国的现代化是“比你还要现代很多”。他们会感到很震撼，因为欧洲自己现在都感到越来越老了，真的老了，改革不动了。不光老龄化本身是个问题，社会方方面面的惰性非常之大。这个可以触动他们一些，让他们重新换个眼光看中国。

宋鲁郑：我觉得这个问题确实长期存在，而且也确实很难解决，因为我们想影响媒体精英、知识精英确实非常困难。以这次疫情为例，大概是（去年）5月份，国内的一个学者给我打个电话说：“宋老师，你看我们疫情应对得这么好，法国和欧洲他们对中国这个制度模式的看法是不是就会有一些变化？”我说，现在他们正在对我们群起而攻之呢。不管是出于甩锅还是转移矛盾，这就是事实，没有方法去改变他们。

主持人：是不是我们中国学者也要有这样的一种责任和担当，多组织一些这样的对话？

张维为：我觉得学者之间的对话是一方面，但真正能够影响多数人的恐怕是新媒体。因为传统媒体被西方资本力量控制得很严实，很难根本上动它。但是在新媒体上，我们年轻人很有才华。我觉得通过美术作品和音乐等形式是能打动不少人的。

主持人：对，我们在各种自媒体的平台上其实都有机会展开对话。展开对话不是说我一定要说服你，而是我把我的观点、我的认知告诉你，我们一起来平等地交流。

回到我们今天一开始说的这场芒克论坛的对话，它可能开启了中西方学者理性温和对话的一种范例。我们也期待这样的对话能够越来越多，让我们彼此有更多的了解。好，谢谢两位，也谢谢现场的观众朋友，谢谢观看我们的节目，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