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计算出来的TFP，按照残差公式算的，大家看看是不是和我们的经济增长率一模一样的趋势，和投资也是一样的趋势。我们的经济效率在下降，从2005年之后在下降，是因为我们的经济增长速度在下降。显然经济减速是原因，所谓的效率下降是结果。现在有的经济学家反过来说是因为效率在下降，所以我们的经济增长有影响。这是一个非常错误的判断。

建议用科研投入衡量TFP

我个人建议，应该用投入来衡量技术进步，因为TFP是个结果。投入是指研发投入、人力资本的改进。

人力资本的改进，我们国家是非常快的。教育水平的提高，如果你每十年做一个对比，会发现每十年延长了一年的受教育年限；而且年轻人的教育的回报率是比年纪大的人要高很多，因为年轻人接受的教育质量远高于我们那时候接受的教育质量，所以回报率就高。

我着重要说的就是研发投入，我们有好多模糊的认识，以及我们的研发投入很少。我们的研发投入占GDP的比例去年是2.1%，每年大概增加0.1个百分点。0.1个百分点是很大的，因为我们的GDP2015年已经70万亿了。

美国的研发投入占GDP的2.7%，我们还没有赶上，日本和韩国更高一些。但是2.1%已经接近很多发达国家的水平，总量是我们国家排第二，美国第一。到“十三五”末期即2020年，我国将达到2.5%，就意味着我们将把大多数的发达国家甩在后面。

到2020年的时候，我们的GDP就非常接近美国了，这不是一个概率事件，而是一个确定会发生的事，只不过是哪一年而已，我的计算是到2020年到2023年期间，中国的GDP总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

大家会说，我们好多投入都是浪费的，当然，肯定有浪费的，特别是政府的好多投资是浪费的。但是不要忘了美国的投入照样浪费，你不要以为美国都是精打细算的，不可能。

我大学时代的一个朋友现在是美国自然科学基金会社科部的主任，他做过美国科学基金会的评委，一上午让他发出去2亿美元的资金，他说怎么可能啊，项目官员说没关系，随便发。为什么呢？他花了就行了，至少花到学生身上了。砸下去就管用。

就是说，现在的科学发现基本上是靠钱堆出来的，没有钱就出不来成果。像爱因斯坦时代的理论创新越来越少，搞物理和化学的都这么说。以前我觉得科学特别的神秘，我遇到一个化学家，结果这个化学家跟我说，Chemistry 就是 Chem is try——你不停的做实验，科研就是个烧钱的东西，不停的烧，总有一天成就会烧出来的。

还有一个好处就是，我们现在企业研发占大头，华为的研发现在已经每年500亿，任正非的目标是两到三年内达到100亿美元，他已经排到世界前十位了。

我们很多企业老板有了钱之后就想把海外的中国人弄回来，付高薪，因为他们很贵的，在硅谷做到中层以上的高级工程师要三四十万美元的年薪。我有个朋友回国后，老板要求赶紧出东西，一年之内就问他们要成果，但是拿不出来。

任正非就知道你拿着这个钱随便做，这次华为在硅谷设立实验室让我的一个同学带头，他可以随便挑队伍，三四个地方，硅谷、伦敦、上海、新竹都有基地，他为华为打工，招的都是顶尖的人，工资比他现在的工资还要高。你说华为怎么可能不成为中国第一乃至世界第一呢。大力投入搞科研，不定任何的目标，就说明我们已经达到这一步了，这样尖端的企业我们也能做到。

最近我们总在讨论日本的诺贝尔奖获得者，日本在2000年制定一个规划，在2000年到2050年期间要产生30个诺贝尔奖得主，现在超额完成，已经有27个得奖了。但是他们的工作是七十年代、八十年代就开始做的，也就是刚好在我们现在的发展阶段做的。

我们现在已经有一个得奖了，我们相当于人家的八十年代之前，再过20年我们会成批量的出诺贝尔奖获得者，原因就是因为我们现在砸了足够的钱。

误区二：投资驱动不可持续

现在老说我们投资太多，投资驱动不好。我想还是要讲一点经济学，经济学增长理论的基础就是索罗的新古典增长理论，它有两个阶段，一个是赶超阶段，一个是稳态阶段。

赶超阶段，人均收入的增长速度，等于TFP的增长速度加上资本回报比例修正后的人均资本存量增长速度。这个解释很简单，就是你在赶超阶段资本的增加会带来你收入的提高，所以你应该投资。

但是进入稳态之后资本的边际报酬越来越低，最后不值得投资了。就像美国、欧洲这些国家，他们人均收入的增长速度等于TFP增长速度，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结论。完全靠技术来拉动收入增长，每年2%左右。

大家可能都去过日本，你走在日本的街上一尘不染，找不到一颗杂草，找不到一粒灰尘，有时候出门都觉得你踩在上面是不是把人家地给弄脏了，已经达到那个地步了，它往哪儿投资？

可是我们，哪怕是北京也有很多的投资缺口，我们世纪城的小区路面又重铺了一遍，瓷砖变大理石，这就是一个提高，北京都需要，别的地方就更需要了。所以我们的投资仍然有巨大的空间。

今天来的同学绝大部分是在北京、上海这些发达城市生活的，可能大家知道中国还是个算不上富裕的国家，尚有大量贫困人口。（观察者网注：参见新华社报道：世行最新的标准，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国际贫困线标准每人每天生活支出1.9美元。按照中国现行的年人均收入2300元人民币的农村扶贫标准计算，中国目前仍有7000多万贫困人口。参照世行上调前的贫困线标准——每人每天生活支出1.25美元，中国有2亿多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而按世行上调后的最新标准衡量，中国的贫困人口将大幅增加。）上海居民的收入是贵州收入居民的四倍，这就是我们的机会。

你看我们中西部的差距有多大？上面的线是东部，下面是中西部。而且这个喇叭口越来越大，现在是1.8倍，还在扩大。说明我们中西部地区还有很多的潜力可挖。

投资有个效率的问题。投资占GDP的比重的确在上升；ICOR，即增量资本产出率，这是反映投资效率的经济指标，用以衡量一个经济体单位产出增长所需的投资量。你每增加1块钱的GDP需要多少投资，这也在上升，说明效率的确在下降。

但是资本回报率下降首先是个自然的过程，我们以前世界需求是无限的，你生产多少能卖出多少，现在不行了。还有我们的劳动力是源源不断从农村到城市，现在速度放缓了。我们刚到广东看了一下，劳动力密集的工厂还有，但是招工非常困难。这种情况下资本的回报肯定要下来。

另外我们要考虑的是，基础设施投资的问题即使有回报，周期也非常长。我们老说，要从投资拉动转变成消费拉动，好多投资其实就是消费，也是国内有效需求。比如我们建高铁，高铁能回本吗？永远都别想，它是不能回本的，那它就是消费，消费就是回不了本的东西。

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来判断基础设施投资的效率问题？不应该仅仅算经济账，而应该算社会账。修一条地铁，给老百姓带来的福利你怎么去计算。我们经济学家没算这样的账。所以这是有误解的地方。

误区三：供给侧改革可以替代短期需求管理

第三方面我想讲的是结构调整和保增长之间的关系。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来供给侧结构改革，具体任务是“三去，一降，一补”。背后的逻辑，是因为我们进入新常态了，不应该靠扩张性措施来保增长，而应该是通过结构改革来增强经济的活力。

并不是我反对这个，但是一定要认识到供给侧改革是一个长期的问题，不解决周期性的问题。它是提高我们的潜在增长率的，这一定是个长期问题，不能拿结构改革来应对周期性的经济波动，这个很多人都搞错了，很多经济学家都搞错了。我觉得这是个很大的问题。

保增长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要在经济下行时，让真实的增长率达到我们潜在的增长率，我们现在真实的增长率是多少呢？国家统计局的数字很好看，缓慢的下降。中国宏观经济学会的王健计算2014年的实际增长率应该是4%到5%，照这个数字，去年的增长率恐怕在4%以下，这是很有可能的。

我自己判断我们的潜在增长率仍然在6.5%到7.2%之间，因此我们的实际增长率是远低于潜在增长率的，这就能理解为什么今年一季度银行大规模的放贷，4.6万亿的贷款出去了，各地政府举债。今年的经济开始复苏了，跟我们保增长的措施是有关系的。所以我们要处理好调结构和保增长之间的关系问题。

误区四：中国货币超发严重

下面我要讲债务和高杠杆的问题。下图是我们国家债务的情况，我用的是马国南老师做的研究，对比了一些国家的债务结构。红色是企业债，蓝色是家庭的，绿色是政府的。一对比你马上发现我们国家的债务主要是在企业部门，很多人说我们政府负债太多了，其实这是不对的。

我们的企业债务增长基本上是顺周期的，经济景气的时候债务肯定要扩张。

什么是债务？什么是货币？其实就是一种信用，你要生产更多东西你肯定信用就要扩张。但是债务占GDP的比例是逆周期的，在经济扩张期的时候GDP比债务跑的快，所以比例是下降的；经济下行的时候债务跑的比GDP快，这时候债务比GDP反倒是增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