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美国书，学美国法，做美国人，法学界“洋务运动”鼎盛时，没少见证三观颠倒的怪状——只有当我们开始学会把那些曾被颠倒的再颠倒回来时，当心境拨乱反正后，才能洞悉那些年间的荒诞。我国宪法第一条开宗明义，宣告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但为什么学界却奉自由主义为正统，认真对待社会主义反而会被打入另册，被视为学术上的大逆不道呢？现在我们不妨扪心自问，在社会主义国家谈论社会主义的法治，这到底是逆了谁的道呢？记得我读研究生时，因最高人民法院的一纸解释，一时间满城皆谈宪法司法化。但尘埃落定后，想一想那些高光时刻，当我们高谈阔论美国的“马伯里诉麦迪逊”时，中国宪法的条款哪儿去了？关心中国问题的法律人，不能说没有，但寥寥无几。但硬要“司法化”，说到底这不是用打开美国宪法的说明书去启动中国宪法吗？所谓“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归根到底，我们沉醉在自己编织的法学“美国梦”中，若是说有陷阱，这才是最难走出的“美国陷阱”。

何以至此，为什么梦醒后却发现身处陷阱，就本文的讨论而言，我们还是要反思一下那些年读过的书。学法的朋友一定还记得，法学书架上曾有一排排以封面颜色来区分学科门类的书，红色的是法理，紫色的是宪法，黑色的是刑法……这一套色彩斑斓的书，思路也许借鉴了商务印书馆的汉译系列，就是由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承担的大型丛书“美国法律文库”。迄今为止，这或许是中国法学界规模最大的汉译工程，空前，很有可能也会绝后。它的编委会汇聚了当年中国法学界最优秀的学者，大致就在新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出版了近百本的美国法学著作，其中不乏体量浩大的案例教科书。“美国法律文库”之所以一时间多少英雄豪杰，并不只是学术自由市场那只看不见的手在调控，它是当年“中美元首法治计划”由学界承担的一个项目，操作模式是我们出力，美国人出钱（由美国驻华大使馆新闻文化处资助），某种意义上象征着当年中美之间结成的“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按照整套文库的出版说明：“文库”所选书目均以能够体现美国法学教育的基本模式以及法学理论研究的最高水平为标准，计划数目约上百种，既包括经典法学教科书，也包括经典法学专著。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相信“文库”的出版不仅有助于促进中美文化交流，亦将为建立和完善中国的法治体系提供重要的理论借鉴。

千万不要误会，完全没有要批评以上说明及其理念的意思，我曾是这套文库的忠实读者，也有幸在其收尾之际承担起了其中一本小书的翻译。更何况，这段出自前辈手笔的话，读来可谓是恰如其分，在此我们要做的，只是以它作为一个历史进程中的文本，捕捉蕴藏其中的一个时代的精神风貌。某种意义上，话说得越恰当贴切，越表明它是某个具体语境中的集体无意识：翻译美国法学经典，是“为建立和完善中国的法治体系提供重要的理论借鉴”。以外来的高水平理论为借鉴，提高中国法治建设的知识水平，对于这个判断，我们没有必要在规范意义上分对错；真要论，这句话也无可厚非，现在一如当年，“他山之石”的存在对我们认识并改造自己都有意义。

但意义不能笼而统之，要做具体的分析。时代早已是今非昔比，那么我们的思维能否与时俱进？在这个问题上，我自问还有一两分发言资格，并非基于我个人的专业研究——生活在现代学术体制内，学者往往只要在一个领域内埋头种地就行，不用抬头看天——而是基于我这两年来无名却有实的出版经验。无名，指的是我当然没有出版人资质，有实，是说要从茫茫英文书海中选书，判断哪本书值得翻译过来，学术价值多大，社会效益如何，市场潜力怎样。同个人的专业研究相比，选书是一种相当不同的经验：要“乱读书”，大部分为了出版策划而翻开的书，浅尝辄止即可，同时要对读者的口味以及社会的风向保持敏锐的体察。说到底，这是对读者而非同行负责的阅读。选书经验不断累积，我也形成了一个更为确信的判断：美国书不是不读了，还要继续读，但读什么以及怎么读，都要做一次思维的反转。

此前，我们读美国的书，是为了从中拿起美国的理论，以之为武器去改造中国的现实。这种恨不得把中国变成美国的改革方案，现在看来正是走不得的改旗易帜之邪路，但当年在学界却大有市场，一度通行无阻。那么现在，读美国的书，就是要用美国人的自我批评作为镜鉴，来正一正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衣冠，同此前40年相比，可以说是反其道而行之。读美国书，不是为了做美国梦，而是为了防止我们也患上美国病，为了在为时未晚时动手医治我们可能已经患上的美国病，为了让我们的明天不至于陷入美国今天的困局。在此意义上，“美国”，一旦为我们所重新看见，也构成了我们的一种方法论。也就是说，正因为美国在某些方面的“发达”，它已经把问题活生生甚至血淋淋地呈现出来，这样的美国构成了一种可做人类学观察的社会样本，让我们，也即一个社会主义的中国，可以知道要对什么“说不”：不能怎么改。有些制度不能改；有些改，非但不能让机体更强健，反而是在革自己的命。

感谢美国高度发达且精致细分的图书市场，只要走马观花过一遍，就能看出某些此前为我们视而不见的议题近年却能浮出水面，成为市场的卖点和社会的焦点。美国梦早已流失了它的本土资源，举目可见的，是“不平等”及其衍生的种种问题。“这个世界还会好吗”不再是盛世危言，未来已来，它甚至比想象中的还要更糟糕，这大致是美国朝野各方的共识。当然，作为现状的“不平等”，包括它的前因和后果，应如何讲述；它是政治问题、经济问题，还是社会伦理问题；以及何种平等才是应追求的，在美国本土可以见到五花八门的论述。姑且这么说，美国这些年已经失去了此前的道路自信，如果说他们曾经最热衷散布“中国即将崩溃”的论调，那么现在则将批判的枪口对准了自己。看看美国近期出版的新书，大面积都是唱衰美国的危机论，也是在这种行情下，我曾经开玩笑说，这年头美国学者如果不出本书把美国批判一番，都不好意思说自己还有独立精神自由思想。

2016年下半年，《我们的孩子》中文版还没有问世时，曾有一位资深的出版人对我断言，这本书在国内市场不太可能受欢迎，因为它在讲美国的不美好，而美国又怎么可能不好，国内读者不答应。现在回想起来，那口气就如同电影中的“孟晓骏”。这里无所谓谁对谁错，只能说明世道在变。而在新时代尤其是贸易战到来后，美国不再是梦，而是成为一种让我们反观自己的方法。如果说当年国人眼中主要看到了美国那“天堂”的一面，那么也许现在是时候让我们揭示“地狱”美国的一面了。美国作为一种方法，可以展示出一个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和个人主义社会的种种病理，由此成为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导师”。所谓不忘初心，不就是无论如何都不能让自己变成当初讨厌的那副样子吗！美国摆在那里，意义就在于让我们知不可为。

为了避免不必要的误解，我还是要多交待两句。我们将美国作为一种知不可为的方法，当然不能反过来就推定我们假设中国是尽善尽美的。这样的诛心之论，我们不背锅。中国当然有很多问题，但在继续深化改革的道路上，知道什么是万万不能做的，其意义甚至远大于知道什么是可以或应当做的，因为改革牵动千家万户，有些改革是不可逆的，改了之后就改不回去了。也不能就此断定我们认为美国就是一无是处。很多方面，美国仍有值得我们认真学习之处，哪怕只是为了师夷长技。更何况，中国上一阶段的改革没少经历过以美国为师的模式，也因此在相关领域内患上了美国病。也许美国已经久病成医了呢，现在则解铃还须系铃人。但无论是知不可为，还是知可为，怎么认识自己，怎么认识世界，最终都是中国自己的事情，都要由我们自己来规定，所谓主体性，意义也就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