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影片中，“孟晓骏”之所以再也听不下去了，是因为他已经不再相信了。讲台上那位老教授戴着黑框眼镜，孟自己也戴着一副“眼镜”，无形但却有色：美国是批不得的，或者说，任何批评，不过只是故意批判一番。请注意，孟在此时的认识论非常简单：“老师，您去过美国吗？您是从书本里看来的美国吧？”这就有意思了，耳听为虚，眼见方为实，书本里的“百闻”不如亲自去美国的“一见”。电影到这里，“王阳”还站出来，给了孟一记有力的声援，“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有趣的是，实践论原本是为了解放思想的武器，现在反而成为打击不同意见的工具。这时，孟和王两人浑身上下充斥着年轻人的理直气壮，完全忘记了他们也没有去过美国。仔细追究，最能概括孟之认识论的，并不是“王阳”补刀的那句，而是另一句家喻户晓的话：“想要知道梨子的滋味，就要亲口尝一尝。”

亲口尝一尝梨子的滋味，某种意义上概括了过去40年国人认识美国的方法论。远观不行，从书本中读“美国”如雾里看花，不排除有些书甚至有些教育只是洗脑；只有亲自漂洋过海，才能看得真切，求得真经，获得启蒙。这些年我们读过的美国书，以署名林达的美国三部曲为代表。这些书的作者笔下的文字之所以深深吸引并打动整整一代读者，某一历史阶段甚至塑造了文化精英对美国的认识和想象，首先是因为他们是旅美作家。瞧，他们就在美国生活或读书，因为人在美国，也就获得了为我们讲述美国梦的资质。

《中国合伙人》剧照

记得本世纪初读大学高年级时，林达的美国三部曲成为我的案头书，从《历史深处的忧虑》到《总统是靠不住的》和《我也有一个梦想》，我对每一本都手不释卷，几乎读到废寝忘食的地步。当年，林达的美国叙事对年轻学子影响深远，大到可以指引研究方向的选择——后来读研究生时，我投身美国宪法而义无反顾，林达在三联的三部曲某种意义上也是一剂定心丸。那些年的读者不是盲目的，阅读本身就是个披沙拣金的过程，放在当时，林达的叙事确实有很多闪光点。但今天回头看，真正让林达走到时代之风口浪尖的，也是三部曲最大的卖点，奥秘在于林达系列的副标题“近距离看美国”。在这三本书中，作者为我们带路美国，其镜头是移步换景的，但机位和焦距却保持不变，所主打的就是一个字“近”，越近越好，直至讲述者把自己同风景融为一体。

说起“近距离”取景，刘瑜也是深谙此道的写作高手。她是政治学科班出身，但成功之道仍根自于同样的手法。刘瑜一系列近距离看美国政治的报刊文结集出版时，整本书就叫做《民主的细节：美国当代政治观察随笔》，门道就在这“细节”中，真要看清楚“细节”，唯有“近距离”，在此意义上，林达和刘瑜都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就我个人的阅读体验而言，薛涌也是绕不过去的作者，他的美国写作，大致流行于林达之后和刘瑜之前，在本世纪起首几年，尤其围绕着2004年小布什和克林顿的总统选战。薛涌的写作，尤其是他对“文化内战”的讨论，令人大开眼界，而他最后结集出版的书，同样是在吆喝“美国政治笔记”或者“美国社会观察笔记”。所谓“笔记”，自我定位就是一种发自现场的报道。

林达的“近距离”、薛涌的“观察笔记”以及刘瑜的“细节”，这些讲述美国的写作，都贯彻了“孟晓骏”的方法论，他们终于奋斗到美国，终于亲口尝到了梨子的滋味。而他们的写作之所以取得巨大的成功，一时间跻身国民阅读的爆款行列，不仅取决于作品自身的品质，还要看时代的风口，在具体的历史进程中，“近距离”的写作手法同当年国内读者的“审美”观是相得益彰的。为什么“近距离”的笔记体，或如林达的写作手法所示范，那些来自大洋彼岸的信札，竟蕴含着打动一个时代的力量？就在于读者相信“近距离”。这里存在着一个“审美”的定律：当年的读者相信，观察者同被观察对象距离越近，则其下笔就越真实，因为聚焦后的显微镜头，是容不得造假的。正因此，那些年占据我们书架的都是“近距离”作品，渴望捕捉生活的细节，抗拒鸟瞰镜头下的简史或跨时段视野的大历史写作。在《民主的细节》一书中，刘瑜就是这样自我介绍的：“全书中以讲故事的形式，把‘美国的民主’这样一个概念性的东西拆解成点点滴滴的事件、政策和人物去描述”，在此意义上，旅美作家把他们的比较优势发挥得淋漓尽致——现在就让“我们”来告诉你们梨子这种水果的滋味吧。

大众读物要做到风靡一时，当然不可能脱离其据以流传的文化脉络和社会土壤。流行作者要诉诸读者的预期心理，与读者共舞，刺激但不刺痛他们，不可能直接说不。那些来自大洋彼岸的笔记观察，无论笔下的世界多么光怪陆离，归根到底都谈不上观念的颠覆，反而精准迎合了做美国梦的读者群体。准确地说，那一代“孟晓骏”们的美国写作，通过点点滴滴的“细节”叙事，一方面瓦解了一个早已被放弃的“旧”的美国观，另一方面则在构建一个当年风光无限的“新”的美国观。早在“孟晓骏”站出来挑战老教授时，新旧之间的交锋就展开了它的首个回合。这个被树立起来的“新美国”，其所代表的道路和模式被认为终结了历史，一度是让全世界精英团结起来的“政治正确”，它道成肉身，如同一尊无法批评的偶像，好像“孟晓骏”年轻时代对“美国梦”的畅想：“全世界只有美国能做到”。那时的他不仅是在想象，也是在信仰。

但信仰不再，又会如何？在电影中，“孟晓骏”确实尝到了梨子的滋味，但完全没有想到的是，它苦涩难咽。“我已经变得不再是我”，影片里“载誉归来”就已经是打脸了——走之前，明明说好“我不回来了”。实践的确在检验，但首先验证的却是长者对年轻人的批判，整整一代，无论是他们作为作者，还是我们作为读者，都有那么一些天真。我们遗忘了“近距离”的取景也隐藏着“镜头”，细节记录也出自讲故事的人，更何况，孟所想象的“人人机会均等”在美国也只是梦，吃梨子的人未必就“融入”了作为观察对象的美国。也因此，就认识美国而言，“孟晓骏”的两分法恰恰是错误的，去过美国的未必就能识得美国真面目，而书本也有可能是去伪存真之后的实事求是。“近距离”并不意味着讲述者就是无立场的，可以价值无涉地讲述这一切，反而是距离越近，权力越大，一旦镜头聚焦于“细节”，也就意味着更广阔的背景和更深远的历史被遮蔽起来，“近距离看”的另一面就是“屏蔽”。但在这种“审美”文化的笼罩下，刘瑜“拆解成点点滴滴”的手法就是免检作品，被推定为主观真诚且客观真实的观察体写作。但问题在于，这种讲法最容易造成古训说的一个认知错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