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的正当性要求实际测量的不是那些国家民主的活力，而是民主衰变后服务于其他目标的程度。这些目标中最基本的是建立和发展现代化国家。所谓当代民主困境不是人们经常所说的，古代民主概念与现代政治社会的规模和范围不相容。而是任何植根于作为行动者的公民和参与性政治的民主概念，都与国家的现代抉择不相容，这个现代抉择即国家成为政治生活的固定核心，而相关的政治概念就是持续围绕单一主导目标的活动，即控制或影响国家机构。

晚近现代世界的民主不可能是一个完整的政治体系，考虑到现代权力形式的可怕潜能，及其从社会和自然世界所榨取的东西，民主也就必然没有希望，没有什么值得为之奋斗之处。

我们需要把民主重新理解为某种非政府形式的东西：它以痛苦的经验为前提，注定只能在短时间内成功，但只要政治的记忆存活，它就是一种让人向往的可能性。这种民主经验见证的是存在的政治模式可能、也确实会周期性丧失。波利比乌斯说过，民主迷失在了“时间流程中”（6.39）。民主是一个政治时刻，也许就是唯一的政治时刻，既是政治的被铭记和再造的时刻。民主是一个造反时刻，它可能呈现革命的、破坏性的成分，也可能不这样。

今天，诉诸政府循环或者自然状态的做法不再流行。然而，也许可以这样说，相信民主的复元力量仍是美国政治意识的一部分。某些事件支持这个信念：建构政治社会和实践的周期性经验，始于殖民时代，贯穿革命时期，超越向西部移民，数百个新定居点和市镇在西部建立；废除奴隶制运动，以及根据种族平等原则重构美国人生活的失败努力；十九世纪平民主义和地权论者的反叛；工会自治斗争和女权斗争；1960年代的民权运动，最近几十年的反战、反核和生态环保运动。

马丁·路德·金

对到底什么构成了复元时刻当然一直有争论。古代历史学家声称，作为对波斯战争领导地位的结果，雅典之所以可以确立了对希腊的霸权，正是由于民主所激励出来的能量和才能。在最近的波斯湾战争中，美国领导人把美国人的军事胜利欢呼为一个新的复元时刻。“沙漠风暴”代表的不是民主的恢复，不是人民拿回了原本属于自己的权力，而是某种疗救，某种“治愈越南综合症”的处方，进而恢复了美国的团结及其作为天下第一的世界地位。这种对复元时刻的理解代表着一种180度的逆转，把战争状态而不是自然状态作为了复兴的条件。

“沙漠风暴”或者宪政民主国家所打的波斯湾战争，证明了依靠现代国家权力寻求民主复兴不会有任何结果。复兴的可能性取决于一个简单事实：普通个体有能力在任何时刻创造共同性的新文化模式。

个体齐心协力建造低收入住房、工厂工人所有制、更好的学校、更好的医保服务、更安全的饮用水、污水排放控制以及关系日常生活的上千其他共同关切，这就是在经历一个民主时刻，就是在为发现、关怀和照料共同关注的共同性做贡献。这些行为不经意之间对政治的进行了复兴，因为他们挑战了不同形式的权力不平等，而这些不平等正是民主的自由和平等使之成为可能的，民主制只能通过背叛其自身价值观念才能将其消除。

但是，复兴还必须基于不太简单的事实：存在一系列地域性的民主体制无法解决的问题和暴行。与多元主义一样，除了诉诸一个更宽泛政治的、极易消失的同质性以外，利益集团政治、多元文化政治、地方主义都无法克服其种种局限。

请回想一下波兰团结工会这个引人注目的案例，这是一个其成分高度差异化的运动，包括社会主义者、艺术家、教师、牧师、信徒、无神论者、民族主义者等等。然而，团结的一个字面含义就是“共同体或利益（或利益之间）的完美一致”。[20]显然，同质性那时不是、现在也不必等于沉闷的一致，就好比平等不等于把所有人扯平一样。我们真正需要理解的是什么才是政治上生死攸关的：异质性、多样性和多重自我与权力的形式完全不搭。

（本文选自王绍光 主编、欧树军 译：《选主批判：对当代西方民主的反思》，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第1版，第135-15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