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人们通常认为，我们称之为成体系的政治哲学，始于公元前四世纪雅典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现代那种让哲学为解释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设定条件的趋向，遮蔽了古代思想家的另一个功绩。他们也创造了宪政主义，创造了宪政理论和政治学。他们希望宪法可以为公元前五世纪的民主革命以及随之而来的雅典宪制民主化进行一次慎重的消毒。

宪政理论旗帜鲜明，它力促用政治的来综合政治体的整个生活，把它封禁在一个既定的形式当中，然后在一个宪法分类框架中分布或圈禁政治生活的多样性。然而，这种抱负有一个内在张力，甚至在柏拉图《理想国》的典范形式中，这个张力也很明显。

在对话的一个当口，苏格拉底宣称：“我们建立这个国家的目标不是为了使某个阶级特别幸福，而是为了城邦整体的最大幸福”（420c）。然而，在设想了这个理想型团结机制之后，苏格拉底开始描绘理想社会的轮廓，在其中存在再鲜明不过的阶级分野，亦即上等阶级与下等阶级的分野。在亚里士多德的三部井然有序的宪法中也出现了这类共同性与排斥性的问题。每一部宪法都取决于能否将某些独特的社会成员从政治公民中排除出去。[11]最后，亚里士多德不得不承认，每一种宪制形式，都体现了一个统治阶级的价值和利益，因此每一种宪法都或多或少地缺乏共同性。[12]

这些张力也很明显地保留在西塞罗的《共和国》中。非洲征服者西庇阿就是西塞罗的苏格拉底，他借西庇阿之口讨论了每种常见的统治形式，包括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在现存手稿中，最长、最系统的讨论集中于“人民权力最大”的城市国家（1.31.47）。在举例说明民主制时，西庇阿宣称只有民主（res populi）才配得上共和国（res publica）这个称号（1.32.48）。

共和国不仅是指称西塞罗时代罗马政治体制，也是对罗马人如何理解政治的精萃描绘：政治的就是人民共同关注的、属于所有人的。具有这些含义的res publica在意思上更接近于拉丁语中“民主制”res populi，而不是指包含了贵族制、寡头制或君主制三种成分的混合体制。【译者注：西塞罗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共和”（res publica）这个词】

几个世纪以后，卡尔·马克思评论说民主制是所有宪法的基础，意思是说每部宪法都表示要尊重共同性的原则，却从不允许人民来统治。[13]在整个历史上，不难发现总是存在利益被剥削的社会群体，以致于共同性本身成了一个笑柄；这些社会群体也一直没有积极参与政治的机会。[14]

民主与如何划定政治的无关，而是与它如何被体验有关。革命激活了人民，打破了禁止政治体验的各种边界。被排斥的社会阶层开始担负责任，协商目标与选择，共同做出后果显著、影响未知而遥远的他者的决定。因此，革命反叛就是人民让自己变成政治的方式。人民通过内部冲突（stasis）而非自然生长（physis）来获得一种公民本性。

平等观念就是对各种社会与政治边界的超越，这些边界是政治排斥的先决条件，进而也是经济剥削正当化的先决条件。伴随这些边界形成的还有一些看似神圣的价值，比如高贵的出身、财富、军事威力以及某些形式的神秘知识，拥着这些玩意就可以主张权力，从而获得官职。被排斥者（如农民、工匠、技工、外国居民、女性、奴隶）所代表的价值和美德充其量都没有什么意义，尽管他们的活动是社会存在或美好社会“所必要的”，如同亚里士多德所承认手工工匠和奴隶的作用一样。

雅典民主的故事是一连串大众起义的故事，造反成功改造了所谓祖传的宪法，跨越了它划定的种种边界，最终，用阿波罗多洛斯的话来说，就是“雅典人民对政治体内一切事务享有至高权威，可以为所欲为”（59.88）。

但是，当革命结束、政治的制度化开始后，由革命带来的民主看上去却显得像是过剩的民主。

要了解政治的范围是如何收缩的，可以看看洛克《政府论》第二篇中呈现的两种状况的对比：一方面，在自然状态中，每个个体必须运用自己的判断去执行自然法，即，参与是普遍的、义不容辞的、但又变动不居的；另一方面，洛克假定政治社会必须有三个前提：“一部确定、稳固、人所周知的法律”、“一个人所周知、不偏不倚的法官”，以及有效的行政。[15]

这也就是说，就其性质与特点而言，政治的已经专门化、例行化和行政化了。制度化就标志着民主的衰减：领导开始出现；等级制开始形成；形形色色的专家环绕在决策中心；命令、程序和先例取代更自生自发的政治：回顾过去，后者看上去比较混乱，没有效率。[16]民主似乎注定只是一个时刻而非一个形式。在整个政治思想史上，实际上所有作家都强调了民主的不稳定和短命的特征。[17]为什么民主会被形式压扁甚至被压得气息奄奄？为什么其存在如此短暂，如此难以抓住？

七

为了尝试阐明这些问题，我想转向现代政治理论的负重老马：自然状态，尤其是洛克版的。

尽管在霍布斯的自然状态中，边界观念显然不起作用，是一块前政治状态的领地，但对洛克来说，自然状态是一个被自然法“约束”的状态。法律“约束”的是一种共同性状态，是“没有从属或隶属关系的平等”。我们也许可以把洛克的建构称为没有形式的民主制。在那个“自然共同体”中，每个人都有义务通过执行自然法“维护人类的其他部分”（2.4.6）最初，所有人共同拥有大地，包括其自然的“果实”以及“所养活的牲畜”（2.26）。这样，只要存在这些公共元素，只要每个人都履行护卫自然法的公共角色，这个状态就可以称之为政治的、民主的。

但是洛克自然状态中“自然”的共同性似乎是人造的，因为它近乎绝对同质化。从现代的、麦迪逊式视角观察，它看上去缺乏现代颇为常见的利益冲突。

尽管在描述自然状态中的私人财产和货币起源时，洛克暗示了异质元素，但一旦他的讨论开始明确契约这个主要问题，异质性就被悬置了，在共识中没有发挥任何作用，只有一个例外，正如我们将很快将会看到的。当缔约时刻到来，财产、阶级、宗教、性别、种族、种姓或语言差异就消隐了；或者更准确地说，过去承认的差异，如夫妻之间、父母子女之间、主仆之间，就被洛克视为特殊情况，因为它们不是政治的（2.80-86）。洛克在准备讨论契约时，他忽略了这些差异，因为如果不假定民主共性的同质化，洛克就会缺乏在相似个体中间实施协议所必要的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