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同质化，非差异化的权力有了可能。在洛克提出基于单一但不出类拔萃者同意的多数理念时，同质化的力量最明显地表现在洛克用于引入多数这个概念时，按照他的说法，多数产生于一群同一的人而不是单一的人：“当一些人基于每个人的同意组成一个‘共同体’时，他们就使这个共同体成为一个整体，拥有作为整体而行动的权力，整体的行为服从大多数人的意志与决心”（2.96）。

洛克的假设在于，一个“有权力作为一个整体而行动”的共同体，由平等而无差异的基本单位组成，每个单位同意行动的分量具有相同的分量。它们加总在一起，让共同体有能力作为整体而行动：“整体的行动以较大力量的意向为转移，这个较大的力量就是大多数人的意志与决心”（2.96）。然而，当洛克试图应对下述观点时：“一个整体”似乎暗示全体一致而非大多数人，“大多数人”的说法就是承认在自然状态中，异质性而非同质性、不平等/差异而非平等/相似性大行其道，他不得不回到质疑自然状态存在利益同质性的常识性理据。全体一致是一个不可能的行动基础，因为“必然会有很多人因病、因事而被排斥在公共集会门外，尽管其人数远不如一个国家全体国民的总数”（2.96）。

但是，洛克随后继续从自然状态的同质性立场后退：“意见分歧和利害冲突在一切人的集合体中总是难免的”，那么“坚持全体一致就只会以共同体解体告终”（2.96）。因此，自然状态的同质性原来只是异质性的悬置。

然而，自然状态与其说是个虚构，毋宁说是个消失的共同性的隐喻，不断出现的革命危机时期是一种例外的时刻，那时权力回归“共同体”， “人民”自己重新成为行动者。革命中的民主时刻是共同性的载体，是政治的良心：“每个人在参加社会时交给社会的权力，只要社会继续存在，就决不能重归个人，而是将始终留在共同体中”（2.243）。

现在也许可以重新阐释同质性了。当洛克所说的个体置身于遵守自然法的义务之中，把他人视为自由而平等的存在，他们创造的是作为规范的同质性，而不是作为描述的同质性。

八

即便有任何民主制曾经繁荣过，只要人民不是数量很大，实力很强，以至于因为运气好而傲慢，因为有远大抱负而非招致嫉妒，其高潮只会很短暂。——Dion Cassius 44.2

异质性应该出现在洛克的自然状态不是因为其普遍或自然，相反，异质性是自由和平等的一个后果，自古至今这两个价值只会与民主关连在一起。

[18]正如托克维尔对杰克逊时代美国的评论，民主的平等极大地释放了人的能量，其后果是源于个体的自然禀赋、运气和环境差异而产生的社会不平等。[19]再加上民主的自由特性遮蔽了反民主的权力形式，公司成为享有相同权利的“人”，其高层享受普通公民享受不了的很多豁免权，民主难以抓住的特征也就没什么神秘之处了。因为民主的自由鼓励多样性的表达，“人民”这个说法暗含的同质性便开始碎片化了，其中某些碎片比别的更加支离破碎。多元文化主义和跨国公司不是等价物。

替代这种失去的同质性和人民权力的是多数决；但宪政主义，尤其是麦迪逊版的宪政主义，是用来尽最大可能限制民主权力的。

九

我一直在试图确定民主的哪些方面与古代和现代宪政主义内在的组织冲动之间存在张力。这个张力表现为下述事实：

从雅典被马其顿帝国侵吞以后，民主没有连续的历史。在公元前322年到十八世纪美国和法国革命所开启的政治实验之间，有几个城邦共和国的例子，人民偶尔掌握一小部分权力，但压倒性的证据表明，它们主要是富人和出身显贵者支配下的寡头制。再往后我们看到的是现代革命的失败导致民主希望的破灭，是创造出民主的现代形式，民族国家组织。今天，民主被普遍视为政治体制正当性的唯一真标准，据说其实现形式由选举自由、政党自由和言论自由组成。当然，还有市场自由。既然说得这么具体美国便定期派遣专家奔赴中美洲，确定这些要件是否具备。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几乎没有人质疑自我宣称的“发达工业化民主制”是否真正的民主，但更少有人敢辩称“人民”在任何此类民主中实际行使统治权力，或者人民统治是个好主意。在那些经理统治大行其道的社会，民主看上去天生粗糙，因此不适合治理的任务复杂和迅速变化的社会。同时，这些地方经常宣称民主要求这种来自公民的高度政治修炼，从而使人怀疑第三世界人民能否领会掌握。由此说来，民主制对于复杂社会过于简单了，对于简单社会又过于复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