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一切公民束缚。——莎士比亚，《第十二夜》，1.4.21

民主制似乎在野蛮失序和躁动不安中复活了。——亚当·弗格森， 《民间社会史论》，第一部分第十节

进入正文前，我想先讨论自己对一些基本概念的理解，以便读者多多少少明白到底是什么在指引我讨论的方向。

在我看来，“政治的”（the political）表达的是下述理念：当通过公共协商，集体权力可以用来推动或保护群体福祉时，一个复杂多样的自由社会就可以享有共同性的时刻。政治（Politics）则是指有组织但却不平衡的社会力量之间，围绕集体公共权威掌控的资源而展开的正当公共竞争。政治是连续性的，无休无止。相比之下，“政治的”是间歇性的，难得一见。

民主制是“政治的”许多版本之一，其特别之处在于其理念在政治的其它版本中只是空谈而已。出于下文将要讨论的理由，我不想把民主制称为一种政府“形式”，或是一种以“试验主义”著称的“政治”[1]。我认为，民主制是一项关乎普通公民政治潜质的工程，也就是说，关乎他们经由公共关怀的自我发现及其实现方式成为政治存在的可能性。

一

边界在概念上复杂丰富。各种边界都宣示着某种同类，并且随时准备抵御异类。它们可能意味着排外主义：“非请勿入！”，也可能意味着遏制：“不许外出！”柏林墙的卫兵既关注不让本国公民出去，又关注不让外国人进入。在大多数现代政治对话中，边界通常被视同边境，边境被视同民族国家，国家被视同政治的担纲者。

霍布斯《利维坦》封面

这一组概念可以用霍布斯那给人深刻印象的主权权威隐喻来展示：主权者“摆出格斗士的态势”守卫着他们“王国的边境”。在霍布斯的构想中，碉堡、要塞和枪炮所保护的边境，把反政治的自然状态与政治社会区分开来，与“臣民的产业”区分开来，也就是说，与主权权力所保障的私人状况区分开来；霍布斯天真地希望这种私人状况能净化政治激情，防止政治激情挑战主权对政治的垄断。[2]霍布斯的方案里没有公众也没有正当化的政治；两者的空间都被挤压殆尽，挤压它们的一方是以主权形式出现的绝对政治，另一方是受主权所保护的、绝对的、竞争性的自私个体的私人领域。。

作为遏制与排外的象征，边界孕育出限定空间的印象，相似的东西居住于其内：当地人之间的相似性、本族人的相似性、国族的相似性、或者享受相同权力的公民之间的相似性。相似是值得珍视的，因为它看上去是统一的基本成分。而统一又被视为集体权力的必要条件。然而，在十九世纪，与边界相关的是由历史和文化所界定的集体认同，亦即民族。民族主义过去是、今天仍然是各种边界活跃的扩散势力。民族主义把政治的融入到对同质化认同的追求当中，后者有时候经由种族清洗或强加正统宗教而提速。

虽然二十世纪行将结束，对边界的重视却并未减弱。相反它一直在加强。后现代文化政治和民族主义一样强调边界，边界既确认差异（比如性别或种族政治）又宣示一致。政治也变得关乎净化，或者更准确地说，关乎不洁与纯洁标志之间的逆转，贱民、受害群体被看作纯洁甚至清白，而支配群体反而被看作不洁。[3]政治以揭开压迫的各种伪装为中心，不管所宣称的行为发生在昨天，还是遥远的过去，不管是在古典哲学文本中，还是在儿童寓言、教科书、现代小说中，亦或在参议院的任命听证会上。

对各种边界的追求，一直与一个同质神话紧密相关，后者寻求建立一个在其中不再存在压迫的文化圈。生活在同类中，人类这时就可以最终享有一种真正共同的东西了。这里的梦想是一个政治的梦想，其中相似性被视为共性，纯洁/清白被视为对抗权力政治的预防针。[4]

二

边界是情境的轮廓；或者更准确地说，边界象征着情境化的愿望。情境化在政治上象征着政治的双重内化。一方面，内部政治都有其独特的惯例和形式，不同于其它同样圈在边界内的社会的惯例和形式，也不同于国际政治或跨情境间政治。另一方面，政治内化（domestication of politics）也符合词典对内化的定义：即“驯化、驯服”。“祖国”（domus）是“驯化”（domitus）之地。

边界约束什么？各种边界所限定的空间是如何填充或建构的？这种“充实”或建构在多大程度上与民主或者--更重要的--民主前景相关？边界是一个关于遏制的隐喻。我将尝试证明边界隐喻所遮蔽的现实正是民主的遏制，而最关键的边界正是宪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