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议与回应

在评议环节，清华大学法学院Tony Carty教授首先发言。作为国际法学者，Carty教授幽默地“抱怨”道，安德森教授的结论对他们的职业并不公平。他首先就安德森对西班牙学者维多利亚的解释提出异议，认为西班牙学者维多利亚确实认为欧洲人/西班牙人具有通行、传教等权利，但他并没有说由于原住民抗拒了欧洲人的前述权利，就有权进行征服和扩张。相反，维多利亚认为欧洲人/西班牙人无权去美洲实施抢掠、盗窃等行为。事实上，在绝对君主制西班牙治下写作的维多利亚，其作品的风格非常精妙和谨慎。正因为维多利亚的此番言论暗示了西班牙人并没有去美洲和平地传教，而是去烧杀抢掠，才被查理五世国王下了禁言令。

Carty教授认为，安德森教授演讲的基本主题就是国际法的实际执行非常具有歧视性。他表示很赞同，国际法经常是强者欺凌弱者的工具。但安德森教授偏爱从霍布斯到奥斯丁的法律实证主义的倾向十分明显，这也暴露出安德森教授解读的选择性，因为他完全可以引用另一位与索尔兹伯里首相同级别的政治人物作为19世纪国际法思想的代表：格莱斯顿（William Ewart Gladstone）。格莱斯顿认为，无视英国的实力与义务之比例，而在世界政治与道德交往中主张任何权利平等以外的东西，不但不能让英格兰伟大，反而让它在道德和物质上都显得很渺小。

Carty教授肯定安德森教授对现实世界的描述是非常精确的，但认为我们需要更进一步，找到问题的根源，并解决之。什么是歧视的根源？Carty教授援引了两种理论。其一是“替罪羊”理论（scapegoating theory），即每一个共同体都倾向于通过寻找替罪羊，并把面临的问题归咎于这个替罪羊，来建构自身的认同和凝聚力。这种现象在当今国际社会普遍存在，比如西方对朝鲜、伊朗、伊拉克的责备，在南海问题上对中国的谴责等等。另一种理论认为，国际法中歧视的根源在于霍布斯式法律实证主义传统将法律的基础奠定在权威，而不是理性的基础上。

Carty教授指出，我们应该认真对待的，是格劳秀斯从亚里士多德的自然法思想出发提出的国际法概念，即国际法的基础应当是平等、公平与正义。尽管安理会体现了大国的主导地位，但瓦泰尔所强调的国家之间相互平等尊重与不干涉原则才应当成为国际社会的基础，应当让弱者可以凭借国际意见来改变强国的行为。安德森教授对瓦泰尔的引用固然不错，但那只是一本300多页书中的一两段话。言下之意，安德森教授又一次进行了选择性引用。

接下来评议的是易平副教授。易教授指出，国际法学者一般采用两种路径反驳“国际法不是法”的观点。一种是路易•亨金主张的思路，即尽管国际法缺乏可执行性（enforceability），但除了极少数极端情况以外，国际法的几乎所有原则都被所有国家在所有时间遵守，因此国际法是重要的、有效的。根据这种视角，安德森教授举的例子都是极端情形。另一种是则认为，“国际法不是法”的观点在方法论上有问题，因为这里的法是以国内法为原型的，并且这里的国内法也主要是指现代西方的国内法，而没有引入非西方国家国内法的视角。

易教授认为，这两种观点都没说到要害。因为批评者说国际法不是法，实际上是问，国际法是不是一种达成共同目标的有效制度手段，比如国际和平、正义、公平。因此问题的关键不是“国际法是不是法”，而是“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国际法”？承认国际法的不足，并不意味着要完全丢弃国际法，甚至否定国际法的存在，而应该提高、改善国际法。

易教授承认，国际法的现状是：体现权力政治的规则经常比只反映理想主义信念的规则更有效，但至少比赤裸裸的丛林法则要好。而且，这些规则一旦形成，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大国，弱国可以用这些规则保护自己的利益。她认为，共同的道德义务可能比政治确信和共同的物质利益更能确保国际社会的长久和平与正义。正如马丁•怀特所说，尽管人们不停地违反道德义务，但只要我们承认并相信它的存在，文明就总会有机会演进。

易教授还提出了两个问题。第一，国际法诞生于主权国家之间，但在今天，非国家主体在国际关系中越来越活跃，这些新发展在未来会如何影响国际法？第二，有些学者认为，如何看待中国的崛起会导致未来国际秩序发生根本变化这种观点？现有的国际法秩序是促进，还是阻碍这些变化，抑或它根本无关紧要？

最后评议的是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陈一峰老师。陈一峰老师同意安德森教授的几点判断。首先，国际法的起源是欧洲中心主义的，它产生于欧洲历史，服务于其全球扩张。其次，国际法很少为小国、弱国、边缘国家说话，国际法深深烙上了大国霸权的印记。再次，列强对国际法的工具主义利用。

针对安德森教授提出的问题，国际法还有用处吗？国际法学者对国际和平能作出有意义的贡献吗？陈老师认为，关于国际法，一直有不同的愿景、理解与观念。有些比较现实，有些比较理想主义。国际法与强权之间有三种不同的关系。一种是国际法表达了权力，国际法是权力策略的一部分，国际法是强国操控、管制、统治的工具。另一种是，国际法试图限制大国，但经常失败。但这同时也意味着国际法可以发挥有益的作用。第三种则是，国际法本身就是一种力量，借助它的力量与话语，我们可以对抗强权。

评议结束，安德森教授对三位评议人提出的批评和问题进行回应。他首先回应了Carty教授的几点批评。安德森教授指出，尽管维多利亚严厉批评了西班牙人在美洲的所作所为，但他确实论证过美洲原住民对西班牙人旅行、贸易权利的抗拒（resistance）可以正当化西班牙对他们的反击和对美洲的占领。至于Carty教授提到的自由派首相格莱斯顿，安德森教授说，这其实让人更有理由怀疑国际法/道德的虚伪，因为虽然格莱斯顿嘴上说国际法要平等、相互尊重，但也正是在其任内，英国占领了埃及。今天有太多这样的例子，政治家嘴上说一套，干的又是另外一套。

针对Carty教授的第二点批评，即与其把国际法理解为一堆失败的、片面且偏颇的命令，不如从亚里士多德主义秩序的角度去理解国际法，安德森教授回应道，问题在于，同所有古典作家一样，亚里士多德有一个非常强的存在确定且普遍的人性的判断。但如前所述，在今天，定义普遍的人性是很困难的。对安德森教授而言，人性只能从人的需要（human needs）的角度去界定才可靠。人的需要，才是建构未来国际秩序和国际法秩序的可靠基础。

不过在当今国际法学界占统治地位的话语不是“人的需要”，而是“人权”（human rights）。但“人权”话语存在两个问题。首先，通常，权利预设法律，法律创造权利。可在人权话语那里，人权先于法律，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实证法去保护并实施人权。人权话语的要点，恰恰是通过话语的述说，制造出确实存在某种“人权”的印象。权利先于法律，这无疑颠覆了通常的法律秩序。其次，到底有哪些人权？安德森教授举了美国的堕胎争论为例，主张权利话语反映的通常只是说话人的主观偏好，而缺乏坚实的智识基础。

安德森教授继而总结道，三位评议人认为虽然国际法不够好，但并不意味着我们应该彻底抛弃国际法，相反，我们应该改善国际法，这是很令人钦佩的想法。奥地利法学家汉斯•凯尔森就持这种思路。凯尔森认为，只有有了某种世界政府，国际法才会变成真正的法。但当联合国真的建立时，他却很失望，说这根本不是我想要的。据此，安德森认为，凯尔森或许是一个例子，可以告诉/警告我们，改善国际法的尝试可能会走上错误的道路。

针对易平教授引用的马丁•怀特的道德义务论，安德森教授认为，怀特的道德义务实际上来自非常怪异的基督教末世论，根本谈不上“共同”（common）。针对非政府组织的角色，安德森教授指出，今天活跃在国际舞台上的非政府组织实际上发挥了非常模糊（ambiguous）的作用，它既不完全是坏事，也不完全是好事。他举了几个具体的例子说明非政府组织的暧昧角色。例如，尽管大赦国际致力于改善国际人权状况，但它的创始人以前却是英国情报部门的成员，但该组织从未公布这一事实。又如，无国界医生组织也做了很多善事，但它的创始人后来加入法国萨科齐政府，成了一个超级战争贩子，主张欧洲为了保护自己，有权干预任何地方。至于未来中国的位置，安德森教授认为，中国未来的角色取决于中国经济与美国经济日益增加的相互依赖以及随之而来的高水平合作同双方地缘政治冲突的相互作用。

结尾，安德森教授引用了一句名言：Hypocrisy is the homage vice pays to virtue（伪善是恶向善表达的敬意）。所以一个人可以据此主张，尽管国际法很虚伪，但有国际法总比没国际法好，因为弱者可以诉诸国际法去约束强者。但也完全可以反过来说，Hypocrisy is the shield of vice against virtue（伪善是恶抗拒善的挡箭牌）。

参考文献：

[1]此段译文参考了此书：[荷]格劳秀斯：《战争与和平法》，何勤华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305页。——译注

[2]此处系作者笔误，瓦泰勒作品的题目为“Le Droit des Gens”，清末译为《万国法》。——译注

[3]路易·巴尔博萨 （1849-1923），巴西外交家、作家与法学家，曾担任巴西众议员、参议员、财政部长和外交官，曾在1910年、1914年与1919年三次竞选总统，均未获成功。——译注

[4]拉达宾诺德·帕尔（1886－1967）是印度的法律学者、律师，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印度代表。帕尔认为这次判决是不公平的，为此他写下了数十万字的“少数意见书”，虽然他承认日军有进行屠杀，但是亦认为这只是胜利者对战败者的审判，并最终认定所有十一名甲级战犯无罪。——译注

【 本文为佩里•安德森教授2016年10月25日晚上在北京大学法学院凯原楼报告厅发表的第四场演讲的讲稿，原载[英]佩里•安德森：《大国协调及其反抗者》，章永乐、魏磊杰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