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大革命与拿破仑时代爆发的欧洲内部的激烈争斗带来了两个重大变化，即后来所说的“国际法”（international law）——这个术语是杰里米·边沁于18世纪80年代创造的，并逐渐被采用——而不是传统上的“万民法”（law of nations）。而在19世纪20年代，维也纳会议第一次引入了一个欧洲国家内部的正式的等级制，即英国、俄罗斯、奥地利、普鲁士和法国这五个享有特权、能决定欧洲大陆版图划分的五大强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等级区分，这就是所谓“五强共治”（Pentarchy）格局。这一创新举措是为了确保那个击败了拿破仑并在整个欧洲复辟了君主制的反革命同盟的团结一致，然而这个同盟存续的时间却比复辟时代本身更长。到19世纪80年代，著名苏格兰法学家詹姆斯·洛里默（James Lorimer）评论道，国家间的平等“到现在可以说已经被历史否定了，正如它总是被理性否定一样”，它是一个“比人人平等更显而易见的谎言”。

第二个重大变化是欧洲帝国主义入侵和交锋的对手，不再是虚弱的游猎采集部落或者缺乏火器的国家，就像维托利亚、格劳秀斯、洛克或者瓦泰勒在他们的著作里经常提到的那些美洲部落或国家，而开始遇到强大的亚洲帝国以及其他发展程度更高、更能抵御入侵的国家。当然，帝国主义浪潮在拿破仑战争时期就已经开始了，当时英国夺取了莫卧儿和马拉地王朝治下的印度，法国占领了奥斯曼帝国统治的埃及。1815年之后更是进一步升级，对中国发动鸦片战争，渗透日本，征服缅甸、印支半岛、今天的印度尼西亚大部，更不用说整个北非沿海地带以及对阿富汗的反复入侵等等。

应该如何划分和处理这类国家呢？它们享有与欧洲列强同样的权利吗？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文明标准”（standard of civilization）学说诞生了。只有那些被欧洲列强认可为“文明的”（civilized）国家，才有资格得到欧洲列强的平等对待。正如现今在欧洲国家之间的礼让中存在等级制一样，未开化世界也被划分为不同的类别。洛里默对此学说进行了最成体系的论证，并由此成为当时国际法著作的通说。三类国家不满足文明的标准。首先是犯罪国家（criminal states），就像今天的“法外/流氓国家”（outlaw/rogue states），例如巴黎公社或者不宽容的穆斯林社会。其次是既不违犯也不体现欧洲文明准则的国家，例如中国、日本。第三种是太过衰朽或者太过原始而被视为不具有责任能力的国家，好比今天的“失败国家”（failed states）。所有以上国家都不属于国际社会的适格成员，但如果欧洲列强在第二类国家的国土内获得治外法权，却仍然可以与之建立外交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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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世纪之交，四个亚洲国家，中国、日本、暹罗和土耳其，从第二等级“毕业”，与20个欧洲国家、美国以及墨西哥一道，被接受参加1899年由俄国沙皇召集的第一次海牙和平会议。这意味着新的地位平等吗？在1907年西奥多·罗斯福召集的第二次海牙和平会议上，参会国家扩大到中南美洲的共和国以及波斯、埃塞俄比亚、阿富汗等君主国。会议的关键提案是创设一个国际仲裁法庭。问题是，哪些国家可以成为成员国呢？美国和欧洲列强理所当然地认为，它们应当担任常任理事国，其他国家仅仅轮值。令它们既惊讶又恼火的是，巴西代表、杰出的思想家和政治家路易·巴尔博萨（Rui Barbosa）[3]强烈主张各主权国家一律平等，并从一名欧洲观察家所称的“弱小国家的暴民政治”（ochlocracy of smaller states）——古希腊用语，意指“暴民统治”——中获得启示，坚持要求法庭必须给予与会国家平等的而非分等级的代表权。列强自然予以拒绝，于是会议无果而终。和会哪怕在名义上增进国际和平的目标也是徒劳，这一点随着七年之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而变得愈加明显。

“一战”结束之后，战胜国英、法、美召集凡尔赛会议，商讨对德媾和条件、重划东欧地图、肢解奥斯曼帝国，以及创立一个新的致力于“集体安全”的国际机构——“国际联盟”（League of Nations），以确保国家间的持久和平。在凡尔赛会议上，美国不仅将巴尔博萨排除出巴西代表团，而且将门罗原则（Monroe doctrine）——华盛顿傲慢地假定其对拉丁美洲的支配——作为一种保障和平的手段纳入国联公约（或宪章）。尽管美国参议院最终否决美国加入国联，但新组织的设计忠实地反映了第二次海牙会议上三大战胜国提出的要求，国联的执行委员会——联合国安理会的前身——由四个“一战”获胜方英、法、意、日控制，它们效仿了美国在海牙会议上提出的模式，担任常任理事国。面对这一公然强加的等级秩序，阿根廷一开始就拒绝参加。几年之后，当巴西要求给予一个拉丁美洲国家常任席位遭到拒绝时，也退出了国联。到三十年代末，不少于八个其他大小拉美国家皆退出了国联。当时主要的且至今仍在广泛使用的国际法教科书的作者拉萨•奥本海（Lassa Oppenheim）和赫希·劳特派特（Hersch Lauterpacht）不为所动，在书中满意地宣称“列强是国际大家庭（Family of Nations）的领袖，过去万国法的每一次进展都是它们政治霸权的产物”，这在国联中第一次获得了正式的“法律依据与表达”。劳特派特，一位热忱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就其造诣而言，过去一个世纪没有哪位国际法学者能出其右，在本世纪仍是一位自由主义法学的标杆型人物。而他那位同样高风亮节的同事阿尔弗雷德·齐默恩（Alfred Zimmern），作为国联的另一位智识奠基人，则更加现实，他曾无意间坦承，国际法只不过是“首脑们方便行事的装饰品”，它只有在“体现了法律与力量的和谐联姻”时才最有用。

以上就是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情形。第二次世界大战带来了一种新的安排。欧洲大陆化为废墟，负债累累，欧洲的霸权一去不再复返。1945年，联合国在旧金山成立，国联遗留的等级制原则被新的安全理事会保留下来，它的常任理事国被赋予了较之国联执行委员会的先辈们更大的权力，因为它们现在拥有否决权。但西方对特权的垄断被打破了：苏联和中国与美国以及遭到削弱的英国、法国一道，成为常任理事国，并且由于接下来二十年里去殖民化进程的加速，联合国大会变成了让霸权国家及其盟友们越来越不自在的决议和诉求的论坛。纵览1950年的国际场景，在其富有洞察力的经典著作《全球规治：作为欧洲公法的国际法》（The Nomos of the Earth in the International Law of the Jus Publicum Europaeum）中，卡尔·施米特（Carl Schmitt）指出，在19世纪，“国际法概念具体来说就是欧洲的国际法”，“诸如人道、文明、进步之类的全球范围的普遍概念也是如此，这些概念决定了外交官们的一般理念、理论和词汇。整幅图景骨子里是欧洲中心主义的：人道，首先被理解为欧洲式的人道；文明，不言而喻，仅仅指欧洲文明；进步，则意味着欧洲文明的线性发展”。但是，施米特继续写道，“欧洲不再是地球的神圣中心”，并且对“文明和进步的信仰已经变得徒具意识形态的外表”。现今，他得出结论，昔日欧洲中心主义的国际法秩序渐趋走向消亡。与它一道，旧的全球规治正在逝去，它诞生于童话般出乎意料的对于新世界的发现，一个不可重复的历史事件。国际法从来都不是真正国际的。它虽自诩普适，然实则特殊；假人道之名，却谋求帝国拓殖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