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让我再举几个例子。联合国是国际法的最高官方化身，它将成员国的主权完整庄严地载入其宪章。然而，在联合国成立之时，美国就系统性地违反了《联合国宪章》。1945年，在旧金山一个距离联合国创立大会会场只有几英里的旧西班牙要塞里，一支美国军方情报部门的特别小组正在截取各国代表团与母国的所有电缆通信，他们解码获得的消息第二天早上就会出现在美国国务卿斯特蒂纽斯的早餐桌上。主管此次24小时行动的官员报告说：“小组的感觉是，会议的成功召开离不开小组的贡献”。这里的成功是什么意思？那些对此次系统性间谍行动感到满意的美国历史学家欢欣鼓舞地认为“斯特蒂纽斯是在主持一项他的祖国已经开始主导并塑造的事业”，因为联合国“从一开始就是一个美国的项目，由国务院设计，两任总统亲自指导，并且依靠美国的力量推动”，“对于一个对自己的无数成就理所当然感到骄傲的国家来说，这项独特的成就应当永远被列在杰出成就清单的榜首”。

六十年之后，情况依然没有变化。1946年《联合国特权和豁免公约》规定：“联合国的房舍不可侵犯。联合国的财产和资产，不论其位于何处，亦不论由何人持有，应豁免搜查、征用、没收、征收和任何其他方式的干扰，不论是由于执行行为、行政行为、司法行为或立法行为。”据披露，2010年，克林顿的夫人、时任国务卿希拉里，指示美国中央情报局（CIA）、美国联邦调查局（FBI）以及特勤局攻破联合国的通讯系统，窃取联合国秘书长与其他四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代表的密码、加密密钥，以及“多位联合国重要官员，包括联合国副秘书长（undersecretaries）、各专署署长、特别顾问、首席助理秘书长、负责维和与政治事务的高级专员（heads of peace operations and political field missions）”的生物特征信息、信用卡号码、电邮地址，甚至“常飞客”号码等信息。自然，希拉里和美国都没有为此等肆无忌惮地侵犯国际法——此法的官方使命便是旨在保护联合国——的行为受到任何制裁。

那么国际法标榜要维护的国际正义呢？1946至1948年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是由美国组织的旨在审判日本军事领导人的战争罪行的，然而却根据1927年伪造的证据起诉他们共谋；为了帮助美国占领日本，便将昭和天皇排除出审判，并无视正当程序任意处置证据，以至于一位印度法官在一份措辞激烈的长达1000页的“少数意见书”中评论道，[4]审判无异于“赋予战胜者进行报复的机会”，“只有一场输掉的战争才是犯罪”。荷兰法官坦率承认：“当然，我们都清楚东京、横滨以及其他大城市的轰炸和大火。我们为了捍卫战争法而踏上日本的土地，却每天都看见盟军是如何肆无忌惮地违反战争法的，这实在太可怕了”。换言之，这就是施米特所说的不折不扣的战争的歧视性。在此之后，美国在东亚进行的战争，首先是朝鲜战争，然后是越南战争，就像美国历史学家们所展示的，遍布着各式各样的暴行。自然，没有任何法庭敢将他们绳之以法。

自此之后，事情有变化吗？1993年，安理会就南斯拉夫问题设立了一个国际刑事法庭，以审判在该国解体过程中犯下的战争罪行。主持起诉的加拿大首席检察官与北约方面密切合作，成功起诉了美国和欧盟的敌人塞尔维亚族的种族清洗罪行，然却无视由美国武装并训练的克罗地亚族为执行他们的行动而实施的种族清洗。1999年北约对塞尔维亚发动战争，该检察官排除了任何对北约战争罪行的调查，包括北约轰炸贝尔格莱德中国大使馆以及其他罪行。这些都是完全合乎逻辑的，正如当时常驻北约的美国新闻发言人所说：“是北约各国建立、资助、维持了这个法庭的日常运作”。简言之，美国及其盟友又一次利用审判给他们的手下败将定罪，而他们自己的所作所为却凌驾于司法审查之上。

同样的把戏最近一次上演，是2002年美国设立永久性的国际刑事法院。美国在该法院的构想和准备过程中扮演了核心角色，却竭力确保自己不受该法院的管辖。令克林顿政府恼火的是，法案草案遭到修改，进而使得该法院可以起诉成员国，甚至非签约国，导致美国士兵、飞行员、刑讯者以及其他人员处于可能受到该法院管辖的潜在危险中。为此，美国立刻与超过100个曾经有美国驻军的国家签署了双边协议，以使美方人员免受任何此类风险。最后，克林顿总统在白宫的最后一天上演了一出典型的闹剧，他指示美国代表签署了创设国际刑事法院的法案，但他心知肚明，国会决不会予以批准。很自然地，配备给该法院的人员都是软骨头，他们拒绝调查任何美国或欧洲的行为，无论在伊拉克还是在阿富汗，而把自己的一腔热情完全倾注于非洲国家。这正应了那句心照不宣的格言：法律面前贫富不等（one law for the rich, one law for the poor）。

至于安理会，国际法名义上的守护者，它的所作所为自能说明问题。伊拉克占领科威特立刻招致制裁以及抗击伊拉克侵略的百万大军。相反，以色列占领西岸地区已经持续了半个世纪，安理会连手指头都懒得动一下。当美国及其盟友无法在安理会获得一项授权以对南斯拉夫动武的决议时，他们转而用北约代替，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禁止侵略战争的规定。华盛顿任命的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对全世界说，尽管北约对南斯拉夫的入侵可能不合法（legal），但却是正当的（legitimate）。这听起来就好像施米特特地为他写了台词，以展现国际法在本质上的不确定性。四年之后，当美英两国对伊拉克发动战争时，由于法国威胁动用否决权，遂不得不绕过安理会。安南秘书长再一次为美英的行动保驾护航，推动安理会一致投票通过了1483号决议，以溯及既往的方式承认了美英对于伊拉克的占领。国际法在发动战争时可以被丢在一边，但它在打完仗之后要批准这场战争时还派得上用场。

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核不扩散条约》是世界秩序的歧视性特征最为鲜明的例证。它自从冷战以来即开始成形，只有五大国享受拥有和部署氢弹的权利，禁止所有其他国家——可能更需要核武器自卫——拥有核武器。在形式上，条约并非是具有约束力的国际法规则，而只是任何签约国皆可自由退出的自愿协议。但在事实上，不仅完全合法的退出会招致如同违反国际法一般的严厉惩罚（就像朝鲜那般），甚至连遵守条约也可能遭遇对于条约的限制性解释，如果缺乏足够监督，则可能遭到报复（就像针对伊朗的严酷制裁那般）——不确定性和歧视性如此完满地合二为一。以色列无视条约并长期拥有核武器的事实甚至提都不能提。惩罚朝鲜和伊朗的列强们假装以色列的大规模核武库并不存在。而这也许是对国际法运作逻辑的最好注脚。

总结一下，从任何现实的角度来说，国际法都既不真正国际，也非名副其实的法。但这并不意味着国际法是一种不值一提的力量。它很重要。但现实中的国际法正如奥斯丁所描绘的：采用从霍布斯那里继承来的话说，叫作“意见”（opinion），今天我们则称之为“意识形态”（ideology）。作为一种服务于霸权国家及其盟友的意识形态力量，国际法是一种令人生畏的权力手段。之于霍布斯，意见是一个王国政治稳定或不稳定的关键。他写道：“人的行为来自其意见，对意见的良好治理就意味着对人们行为的良好治理”，这种“强大力量的根基不在别处，就在于人民的意见和信念”。正是那些煽动性的意见触发了英国内战，而他撰写《利维坦》正是为了灌输正确的意见，他希望作为“公民和道德学说的源泉”的大学会讲授他的这本书，以此使得“公共安宁”重回这片土地。我们不必完全赞同霍布斯对意见的力量的敬意，或者他对他那个时代的意见的偏爱，但我们仍然应当承认他对意见的重视是正确的。国际法或许只是骗人的把戏，但它决非无足轻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