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似混淆经济的需求侧和供给侧的错误认识，也以其他形式出现。比如，我最近在中国媒体上看到一篇文章，文章开头的观点“人类所有生产的终极目的是消费”，这倒是也没错，举个例子，修建铁路的目的根本不是为了拥有钢铁线路或火车头（生产/投资手段），而是为了向消费者运送食品或其他商品，让人们去上班，让他们去度假等等——也就是说，促进消费。但文章接着指出，由于最终目的是消费，因此投资的中间阶段（如修建铁路）应被削减，资金应直接投入消费，比如购买食品优惠券、旅游消费券等。

而这种说法就是错误的。如果10亿元人民币用于购买食品消费券或者10亿元用于补贴旅游，即这些都将同时用于消费而非投资，但这不会生产出任何东西，也无法增加未来经济的生产能力。但是，如果10亿元人民币用于修建铁路或购买制造汽车的机械，那么未来经济的生产能力将会有所提高——它将在未来产生新的商品和服务。

美国经济刺激计划因为混淆以上的基本但至关重要的概念所遭遇战略失败对2023年将要出台经济刺激计划的中国是个重要启示。

除了经济理论上的谬误，美国刺激计划的实际效果也与其出台时的经济周期节点密切相关。上文指出，消费不是生产投入，不能直接对供给侧作出贡献。但在某些条件下，消费可以通过增加需求间接增加供给。不过，这并非必然的，因为它受到物质条件和收益性的限制。

首先，如果在任何经济体系中存在闲置产能，那么由于消费增加而产生的需求增加，将会产生试图满足这一需求的额外供给。但是，如果没有闲置产能，那么在投资创造额外产能之前，无论需求增加多少，供给都不会增加。也就是说，产量增加可能会受到物质条件限制。如果消费需求增加，但短期内没有能力增加供给，那么需求增加将引发通货膨胀，而非产出和GDP增长。

其次，对于资本主义生产商来说，如果需求增加，仅仅有可用的产能是不够的，只有在利润增加的情况下，扩大生产才有意义。——也就是说，即使消费导致需求增加，生产的增加也可能受到盈利能力的限制。

一旦将这些基本条件考虑在内，就会明白为何美国针对新冠疫情效应推出的经济刺激计划在在短期和战略上都遭遇失败的原因了。疫情前的2019年底，美国经济增速超过了其趋势增速——2019年第四季度(疫情前最后一个季度)美国GDP同比增长2.6%，大大高于美国长期平均增速（2.1%）。由于疫情来袭时，美国经济增速已超过其趋势增速，因此经济周期的这一阶段，美国经济不太可能存在有意义的闲置产能。

就短期而言，很明显，当疫情来袭时，美国生产立即大幅下降——2020年第二季度，美国GDP较疫情前的2019年第四季度水平下降9.6%。不过，在此之后，美国经济快速复苏，部分原因在于刺激计划的实施——到2021第一季度，美国GDP增速已经恢复到疫情爆发前的水平。

但是，正如上文分析所示，美国的一揽子刺激计划几乎完全以消费为中心。因此，即使在GDP增速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后，美国消费（而非投资）仍继续强劲增长。2021第一季度，美国总消费已经比2019年第四季度的水平高出7410亿美元，然后到2022年第四季又增长了30280亿美元。相比之下，2019年第四季度至2021第一季度，美国净固定投资仅增长730亿美元。2022年第四季度，它实际下降了1660亿美元，比疫情前的水平低930亿美元。

美国一揽子刺激计划期间的实践充分印证了消费需求增加并不会自动导致生产能力和投资增加——美国消费需求大幅增加并不会导致投资增加，即便投资增加甚至无法抵捎资本贬值。

图11

在美国经济增速已经超过其趋势增速的情况下，需求侧显著增长。但是，由于闲置产能很小，净投资（即资本存量和供给）并未增长，造成美国面临通胀浪潮。一向是美国坚定支持者的《华尔街日报》编辑委员会也不得不承认：“这不是普京的通胀，通胀是华盛顿自己造成的。”

以上理论问题对于美国经济造成的中长期战略性后果将会是非常显著的。

就短期而言，任一美国GDP构成要素都不会对美国经济增长产生决定性影响。如下文分析所示，这意味着，消费刺激可能会产生短期影响。但是，从更长的时间段来看，情况则大相径庭。正如经济理论所预测的那样，就10年而言，净固定投资占美国GDP比重与美国GDP增长之间存在极强的正相关性，为0.66。也就是说，净固定投资占GDP比重越高，美国GDP增速就越快。

鉴于这种高度相关性，如果净固定投资占美国GDP比重不高，美国GDP就无法实现高水平的增长。换言之，从长期来看，如果美国经济要更快地增长，那么净固定投资占美国GDP比重就必须有所增加。

因此，这为评估美国刺激计划对美国长期经济增长的战略影响，提供了基本的标准。如前所述，这些刺激计划未能提高美国净固定投资——相反，在这些刺激计划实施期间，美国净固定投资占美国GDP比重略有下降。反映二战以来美国净固定投资呈明显下降趋势的图12印证了这一点，这说明净固定投资占美国GDP比重与美国GDP增长放缓完全相关。比如，这种下降趋势日益明显，疫情前的2019年第二四季度，净固定投资占美国GDP比重仅为4.8%。到2022年第四季度，这一比重降至3.6%。

鉴于净固定投资与美国GDP增长之间的相关性最为密切，因此，美国这些刺激计划不会拉动美国长期GDP增速——这符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预测。也就是说，刺激计划所带来的美国净固定投资进一步下降的联动效应，反过来又会减缓美国长期增速，因为美国GDP增长与净固定投资之间的关系极为密切。

图12

为便于大家进一步看懂这些趋势，有必要分析一下不利于美国经济增长的因素。可以看出，美国实际GDP增长率与各GDP构成要素占美国GDP比重之间短期内再次没有相关性。但从长期来看，它们之间存在着很强的相关性。其中最强的是按10年平均线计算的时间段，这其中又以总消费占GDP比重与美国GDP增长之间的负相关性最高，为-0.63。也就是说，消费占美国GDP比重越高，美国长期经济增长就越慢。

美国一揽子刺激计划拉高了总消费占美国GDP比重。由于美国GDP增长与总消费占GDP比重之间存在最密切的负相关性，因此这一揽子计划刺激将对美国的长期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这印证了上文所提到的美国中长期增长放缓的预测。

因此，美国这些刺激计划不会拉动美国长期GDP增速。也即是说，这是一次战略性失败。

另一方面，澄清“消费是生产投入，可对GDP增长作出贡献”这一错误认识，有助于避免混淆“消费增长率”和“消费占GDP比重”这两个不同的问题——这种错误的认识有时充斥中国媒体。这种区别被往往“增加消费”这一含糊的措辞所掩盖，没有具体说明其含义是增加消费占GDP比重，还是提高消费增长率。因为正如下文所示，就中长期而言，两者背向而行——长期来看，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消费占GDP比重越高，消费增长速度就越慢。

以美国为例，实证数据印证了这一点。这表明消费占美国GDP比重与美国消费增长率之间负相关性高达-0.79。也就是说，消费占美国GDP比重越高，美国消费增长速度就越慢，进而导致美国生活水平就越低。同理，这也适用于中国。

但影响人们实际生活的是消费水平和消费增长率，而非消费占GDP比重。比如，中非共和国消费占GDP比重高达99%，但却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人均GDP仅为492美元，其人均消费在过去10年中下降了15%。如果有人告诉中非共和国居民他们的消费水平很高，那将会很可笑，因为99%是消费占GDP比重，而非消费增长率！对他们来说，重要的是由于人均GDP水平和消费增长率极低，导致会影响到他们实际生活的消费水平极低。

相比之下，以能消除短期经济周期波动影响的20年移动平均线计算，美国GDP增长与美国居民消费之间的相关性高达0.97，如图13所示，这无疑表明美国GDP增长与美国消费增长之间具有极高的相关性。

美国实证数据充分印证了不同概念的“消费增长”对经济增长截然不同的影响，如下文所示，这同样适用于中国。

图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