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应该为美国经济刺激计划的失败及其负面后果负责？首先当属美国政府。

图5所示的是2019-2022年美国政府收支情况。可以看出，在疫情期间，美国政府收入没有发生显著变化——美国政府收入占GDP比重从疫情前的2019年第四季度的27.5%温和升至2022年第二季度的30.7%，增长了3.2%。特别引人注目的变化是，疫情期间政府支出大幅增长。从2019年第四季度至2020年第二季度这六个月内，美国政府支出占GDP比重增长20%——从34.4%升至54.9%。政府支出占GDP比重高达54.9%，这在美国和平历史时期上是前所未有的。

图5

当然，美国政府支出大幅增长，而收入仅略有增长，导致支出超过收入，从而导致预算赤字和政府债务大幅增长。如图6所示，2020年第二季度，美国政府季度债务占GDP比重达到和平时期前所未有的水平——26.2%。

图6

我们再看显著的美国政府支出用到了哪里。图7所示的是2019年第四季度(疫情前最后一个季度)与2020年第二季度（美国政府支出峰值）政府支出各项用途比较：

政府投资占GDP比重并未增长——初期为3.5%，末期为3.5%。

政府最终消费支出占GDP比重增长2%——仅14.1%小幅升至16.1%。

2020年第二季度政府补贴（尤其是交通和相关用途）占GDP比重增长4.6%——从0.4%升至5.0%。

个人转移支付占GDP比重增长13.7%——从14.4%飙升至28.1%。绝大部分流向个人的转移支付主要用于消费。

就经济结构和推出的一揽子刺激计划而言，美国政府支出增长主要用于消费——政府支出增长的10%用于最终政府支出，23%用于补贴，67%用于个人转移支付。政府投资没有增长。因此，这是一些美国模式支持者极力向中国鼓吹推销的完全或绝大部分以消费者为导向的刺激计划。

图7

着眼于消费的政府转移支付大幅增长的同时，美国货币供应量和预算赤字迎来空前增长。如图8所示，截至2021年2月，美国M3货币供应量增长26.9%，迎来了和平时期的空前增长。更令人惊讶的是，从2020年2月至9月仅7个月内，美国M3货币供应量就增长20.2%——年化增长率为37%。这些货币投放量大大超过了2007年后试图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量化宽松政策所带来的美国货币供应量增长。

图8

这一系列消费者为中心的刺激计划对美国经济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呢？图9所示的是疫情前的2019-2022年的美国GDP构成变化比较。美国消费相对强劲，增长3551亿美元。美国总固定投资增帐小得多，增长8380亿美元，但这甚至不足以抵消同期8480亿美元的资本贬值。

也就是说，将折旧因素考虑在内，在消费激增的同时，美国净固定投资减少了100亿美元。因此，这一时期结束时的美国资本存量比开始时略有减少，也就是说，美国消费大幅增长的同时美国净资本投资/美国资本存量并未增长。

图9

根据刺激计划期间美国GDP构成变化分析，总消费占美国GDP比重增长0.9%，而净固定投资占美国GDP比重下降0.8%(见图10)。这些数据再次证实，美国刺激计划的特点是几乎完全面向消费，并导致美国经济进一步转向消费，同时净固定投资占美国GDP比重下降——可以说，美国的经济刺激几乎是纯粹的消费刺激。

图10

总之，美国政府支出变化与宏观经济变化的联动效应——疫情期间美国经济的变化显而易见：美国政府出台刺激计划→这一刺激计划主要/几乎完全集中于消费→美国经济结构进一步转向消费→美国面临40年来最严重的通胀浪潮→刺激计划在战略层面完全失败。

就短期而言，通胀浪潮迫使美国不得不出台紧缩措施，而这将使2023年美国经济大幅放缓；就中长期来而言，美国中长期年均经济增速实际上有所下降。

因此，在这些刺激计划结束时，美国经济战略形势比开始时更糟——增长率更低，通胀率更高。那么问题来了，对于这样失败的政策，以及如此负面的结果，应该做何解释？这一切是否有可能提前预料到？这其中有何教训？

第二部分  混淆需求侧和供给侧导致美国刺激计划失败

美国经济刺激计划完全失败的原因有两方面。当然，归根结底这一失败是拜美国内部不同社会力量角力所致。但从更直接的角度来说，是由于：

（1）美国经济思想混乱；

（2）这一着眼于消费的刺激计划启动的经济周期节点不对。

以上两点对中国2023年的经济刺激计划有着直接的启示。

鉴于拙文《引发世界经济危机的罪魁祸首是美国，而非乌克兰战争》曾对美国经济思想混乱进行详细论述，因此在此将仅围绕美国最新经济数据进行分析和总结。

西方经济学有一个最为流行（或者说是“庸俗”）的理论错误认识，就是混淆了经济的需求侧和供给侧。这种谬误被用来给美国经济刺激计划和后续造成的破坏性后果提供理论依据。不幸的是，部分中国媒体有时也对此深信不疑。

混淆经济的需求侧和供给侧，必然无法准确了解消费和投资在经济中所起的不同作用，进而导致一个错误的观点——消费在拉动经济增长方面的作用超过投资。确切地说：

投资是经济的需求侧和供给侧两端的一部分。通过购买商品和服务（机器、工厂等），投资呈现为经济的需求侧，但它们也与其他因素（如劳动力）一起投入生产。也就是说，投资不仅是经济需求侧的一部分，也是经济供给侧的一部分。因此，投资支出增加不仅是需求增加，也是供给增加——比如，如果购买了10亿元的投资商品（机器等），经济的总供给也会自动增加10亿元。

与投资相反，消费只是经济需求侧的一部分，而不是经济供给侧的一部分。这是必然的，因为根据定义，消费不是生产投入——如果任何东西是生产投入，那就不是消费。因此，比如，如果消费增加10亿元，那么经济的需求侧就会增加10亿元，但经济的供给侧不会自动增加。消费增加会增加经济需求，但与投资不同，它不会自动增加供给。

正如下文所示，对这一重要理论的错误认识，导致美国经济刺激计划遭遇战略失败。

用经济学专业术语来说，比如在最常见的“西方经济学”公式中，美国经济学家索洛所创建的“增长核算法”将资本、劳动力和全要素生产率（TFP）作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投入要素。其他形式的西方增长核算法则对这些因素进行了更细致的划分，包括哈佛大学教授戴尔•乔根森创建并由欧盟委员会推广应用的KLEMS（资本、劳动力、能源、原材料和服务）核算体系。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供给侧包括活劳动、资本和社会必需（或非社会必需）劳动时间。

这里没有必要讨论“西方”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这些术语之间的差异，因为两者均同意投资（资本）是生产投入，因此是经济供给侧的一部分，但两者均未把消费视为生产投入。因此，在这两种经济学中，消费只是经济需求侧的一个部分，而不是供给侧的一部分。用经济学术语来说，消费不是生产函数投入。但对于非经济学家来说，只要了解消费不是经济供给侧的一部分就足矣。

由于投资是经济需求侧和供给侧两端的一部分，而消费只是经济需求侧的一个部分，如果投资需求增加，即实际投资支出增加，经济供给侧也会直接增加。但是，如果消费增加，需求会增加，但供给不会直接增加。

消费本身并非生产投入，也不会提高生产能力。在某些情况下，消费支出增加导致的需求增加可能会间接导致生产增加——但这并非完全自动增加，而且在其他情况下，由于消费并非生产投入，消费需求增加甚至不会间接导致生产增加。在一些情况下，消费支出增加可能只会造成通货膨胀和进口需求。但在所有情况下，只有当经济的供给侧（劳动力、资本等）增加时，产出才会增加。

消费本身不会提高生产能力（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严谨的西方经济学，都理解经济供给侧和需求侧之间的差异。但不幸的是，流行的西方经济学或西方“庸俗”经济学则误读消费在经济中的作用，得出一些引起混淆的说法，比如“消费贡献了GDP增长的67%”。由于经济分为消费和投资，这一说法意味着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为67%，投资则为33%。但这种说法并不正确。正确的说法是“67%的GDP增长用于消费，33%用于投资”。

但由于消费并非供给投入，消费对生产增长的贡献为零。也就是说，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始终为零——可能67%的GDP增长用于消费，但对GDP生产的贡献为零。正如约翰•帕波拉正确地指出：“西方经济思想中最具破坏性的谬论遭受系统性失败，在于未能区分消费价值和生产价值。”

混淆经济的需求侧和供给侧，以及消费和投资的作用，直接源于诸如“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为67%”这样的说法。如果消费和投资均为生产投入，这意味着一个可以取代另一个。那么假如GDP增长用于消费的比重升至80%，投资则降至20%，生产会继续如之前一样增长吗？显然，这是完全错误的。

如果GDP增长用于消费的比重从67%升至80%，而GDP总量保持不变，那么总需求肯定会保持不变——因为消费和投资均为需求的来源。总需求将保持不变，则消费和投资之间的划分将发生变化。但如果GDP增长用于投资的比重从33%降至20%，而因为GDP增长用于消费的比重从67%升至80%，那么生产投入就会大幅减少。由于生产投入大幅减少，其他因素保持不变，GDP增长将大幅放缓。也就是说，消费不能代替生产投资，因为消费并非生产投入。

正因如此，为了理清思路、科学制定政策，澄清“消费贡献了GDP增长的67%”的说法很有必要——因为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始终为零。正是这种混淆经济的需求侧和供给侧的理论依据让美国制定了完全立足于需求侧的具有破坏性的“消费刺激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