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青年并非不再关注物质生活，相反，他们非常关注物质生活，而且希望追求更美好的物质生活，只是由于社会发展条件的转变，青年追求物质的方式与上一代不同，比起上一代自力更生、多劳多得的思想，青年更关注在政治领域中的资源分配，但并不代表后者比前者高尚。

更危险的是，后物质主义理论将真正的问题掩盖并加以抽象化及概念化。

如上述，香港青年为追求更美好的物质生活而行动，本来是非常现实的资源分配争夺。然而，在后物质主义视角下，追求物质的目的及对物质分配的不满与失落，被转化成为抽象及虚无的后物质主义价值。结果，问题的焦点变得更加模糊，问题亦变得更难以解决。

当然，资本主义所导致的资源分配不公问题本来就不容易解决，但至少能够被识别出来。可套上后物质主义后，这些问题变成非常抽象、几乎无法被识别（更遑论被解决）的虚无价值。建基于虚无的后物质主义价值的新社会运动，其缺陷就如美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Ellen Wood所指出的：“还有就是最近以来的‘新社会运动’。问题只在于，这些不同选择没有任何一种是以对构成资本主义的社会力量及其关键的策略目标的系统的重新评价作为支撑的。这些不同观点的典型形式就是一厢情愿式的乌托邦或是处于绝望中的空想，或是跟通常一样，都是对于完成变迁的社会的幻想，而没有对于变迁进程的真实期盼。”（《从阶级退却：论一种“真正的”社会主义》）

结果，针对资源分配问题而提出的解决方法，例如就业、房屋及增加向上流机会等等，被认为不足以疏导香港青年的怨气，继而要求社会对后物质主义价值作出回应，例如给予更多民主等等。然而，民主、自由、人权等后物质主义价值根本不是作为一种能被解决的问题而出现，亦即是说它们根本无法被解决。社会愈重视这些价值，愈想满足这些价值，真正的问题却愈被隐藏起来。到头来什么问题也没有被解决，却不断造成更多问题。

结论

每当香港社会爆发社会运动，而社会运动有众多青年参与时，青年就会被冠以“后物质世代”的标签，被视作能够摆脱物质而无私地为社会争取后物质主义价值的进步群体。然而，经过分析，香港青年并非不食人间烟火，不再关注物质生活。相反，青年更关注物质，并渴求有更美好的物质生活。可见，在追求物质方面，世代之间并无差别。

上一代与新一代的分别，只在于获取物质的手段。由于社会发展条件的不同，上一代相信靠自己工作努力便能获取及改善物质生活，而下一代则认定政经制度阻碍了他们获取更好的物质生活，因而对政经制度产生不满，希望透过参与政治活动以争夺资源分配。可见，青年将后物质主义价值视为追求更好的物质生活的手段或口号。

可是，虽然青年对分配不公产生不满，但这不代表他们参与或发动的社会运动是针对分配不公的，并不必然能够将矛头指向真正造成分配不公的元凶。

在反中意识形态影响下，青年的不满往往被引导至反中运动之中，所谓的“中国因素”被视作为社会分配不公的元凶，而真正造成不公的国际及本地的大资产阶级则被忽略，甚至被大众所赞颂（李嘉诚向中小企发放“应急钱”，被视作有良心，有受惠餐厅为了答谢李嘉诚，甚至荒谬地推出优惠，身份证上只要有“李、嘉、诚、万、岁”其中三字就赠送午/晚餐）。

比如说，青年面对的住屋问题，真正的罪魁祸首是大地产商。但在反对派及反共反中媒体的大力渲染下，“中国因素”（包括内地资本及内地来港新移民）被指责成导致楼价高昂、公私营房屋供应不足的元凶，成为了大地产商的代罪羔羊。

更甚的是，随着时间过去，当青年感觉到他们的物质生活无法达到心目中的理想水平，仿佛远在彼岸世界，他们便会盲目地追求这些价值以缓解他们对物质生活的不满足，这样一来，作为争取更好物质生活的手段的后物质主义价值，就会逐渐变成目的。换言之，后物质主义价值变成了青年的精神鸦片，甚至发展出崇拜后物质主义价值的宗教。难怪，所谓的普选式“民主”会变成一种香港青年信奉的宗教。

本来青年不再犬儒，懂得发声及用行动去争取，并非坏事。问题是，当青年的怨气被人引导到错误的方向，使青年单纯地追求民主、自由等后物质主义价值，或者用后物质主义价值去包装极右排外民粹运动，将矛盾由阶级对立转化为世代或族群的对立，仿佛只要将上一代或内地人铲除，就能改善自身的物质生活。

有青年甚至高举列强旗帜，乞求欧美帝国主义“光复”、“解放”香港，对帝国主义国家、跨国资本及本地大资产阶级俯首称臣，幻想只要有这些势力的帮助，一切问题就能迎刃而解。这种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极其愚蠢及荒谬的主张，居然能让相当一部分青年所信奉，他们却自以为比上一代人优胜，何其讽刺？

列宁曾经说：“任何自由，如果它同劳动摆脱资本压迫的利益相抵触，那就是骗人的东西。”

不只是自由，任何价值，如果同劳动摆脱资本压迫的利益相抵触，那就是骗人的东西。

作者简介：梁韦诺（香港中文大学大中华地区的政府与政治社会科学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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