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梁韦诺】

一、缘起

长期以来，香港青年给予他人一种“政治冷感”的印象。但近年，这种印象有所改变。自2006年的“保卫天星码头运动”以来，青年逐渐积极参与社会运动。在2012年“国民教育风波”及2014年“雨伞运动”之中，青年更担任着重要角色。现时的“修例风波”，青年甚至成为了运动的主体。不少香港学者尝试解释香港青年的价值取向，其中使用较多的是后物质主义（Post-materialism）理论。

学者沈旭晖提出，香港青年之所以积极参与“修例风波”，是由于他们不再介意现实世界的物质生活，不再追求物质主义价值，转而追求各种后物质主义价值，例如民主、自由、人权等等，为“崇高理念”而抗争。沈先生甚至将青年标签为“后物质世代”，认为“后物质世代”与上一代“物质世代”已有截然不同的价值观，并将世代对立起来。

图自港媒

二、何谓后物质主义

后物质主义理论是上世纪70年代由著名学者罗纳德·英格尔哈特（Ronald Inglehart）提出的。英格尔哈特针对当时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工业社会，认为人民的物质需求已经普遍得到满足，因此在物质富裕环境成长的新一代，将会转而追求民主、自由等后物质主义价值。这个价值取向与上一代比较重视经济增长、国家安全等物质主义价值取向极为不同。

英格尔哈特的后物质主义理论建基于著名心理学家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Maslow's hierarchy of needs）。简单而言，马斯洛将人类的需求分为五种及五个层次，即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自我实现需求。

基于需求层次理论，英格尔哈特提出稀缺假设及社会化假设。有关稀缺假设，英格尔哈特认为在物质匮乏的生活环境下，人们为了生存，便会将生理需求及安全需求视为首要满足的需求。当物质需求得到满足，人们就会逐渐尝试满足较高层次的需求，导致他们倾向于后物质主义价值。

至于社会化假设，是指个人价值观在成长时期的环境已经形成，成长之后将难以改变。因此，成长于物质匮乏环境的一代，即使成长后物质生活得到满足，他们仍然倾向于物质主义。只有成长于物质丰裕环境的一代，才会倾向于后物质主义。

基于以上两个假设，英格尔哈特提出价值观的世代交替：物质主义价值观仍然属于社会主流，但随着在物质富裕环境下出世及成长的新一代逐渐增加，社会上信奉后物质主义价值的人将会愈来愈多。在价值观的交替过程之中，信奉后物质主义的新一代将会与信奉物质主义的上一代发生冲突，并逐渐取代物质主义价值观成为社会主流。英格尔哈特设想，这个价值观的世代交替，大约需要十五至二十年。

三、香港青年与“物质主义”

回到香港社会，自上世纪80年代起经济持续增长，物质生活变得富裕。那么，按照英格尔哈特的设想，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现时香港的主流价值观理应已被后物质主义所取代。表面看来，上文提及的一系列社会运动，香港青年都担当着重要角色，而且这些运动都高举着后物质主义价值的旗号，例如保育（指环境、文化等方面的保护）、民主、自由等等，这就造成一种假象：信奉后物质主义的青年为争取后物质主义价值而行动。

老实说，在众多对香港青年的标签之中，后物质主义可算是最令笔者摸不着头脑的一个，尤其是当笔者与身边的同辈朋友们聚会时，大家还不断地聊最近买了什么手办玩具、上网抢购了哪一双名牌限量版篮球鞋、换了哪一部新款手机时，将后物质主义标签于我们身上，把我们说成是不吃人间烟火的“清教徒”，分外格格不入。

事实上，香港青年从来没有一刻放弃过追求物质生活。试回想一下，香港盛行对女性贴“港女”标签，其中一项“罪状”不就是“拜金”吗？香港女生被批评择偶条件总是以钱为先，只懂追求名牌奢侈品，每天就在想如何结识有名车有洋楼的富人当丈夫。这种标签并非停留在上一代，到目前为止还经常被人用来批评年轻一代的女生。为何不断被批评为“拜金”的年轻一代，会被誉为不吃人间烟火的“后物质世代”？

更甚的是，从笔者观察，香港青年最关注的就是住屋问题。他们抱怨，自己的工资增长追不上楼价升幅，即使多么努力工作与储钱，亦永远买不起楼（甚至连车位也买不起）。事实上，根据政府统计处的资料，近十多年港人的工资增长大幅落后于楼价升幅。

除了住屋问题，青年亦对学历与工作的反差产生不满，他们的学历无疑是提高了，但就业市场上符合他们心意的高薪、有前景的工作并不多（在产业结构失衡下更少） ，导致青年对自己的前途感到忧虑。

例如，在产业结构向金融服务业严重倾斜下，笔者身边很多朋友即使原来的兴趣是音乐、艺术、哲学等人文及社会学科，但为了日后找到高薪厚职，毅然放弃修读有兴趣、却被社会贬称为“乞食科”的科目，转而选择修读工商管理等商科，以为毕业后能够进入投资银行成为“金融才俊”。

图自港媒

然而，本来这些高薪厚职的数量非常少，门槛亦相当高，而当很多学生修读商科时，就意味着对这些岗位的竞争非常激烈。结果笔者很多修读工商管理的朋友，都无法找到他们心目中的理想职业，结果转而从事其他职业，例如办公室文员、银行柜台服务员、服装销售员等等。这些职位的薪金比理想的中产职位低得多。

事实上，根据叶兆辉教授的分析（《香港贫穷问题真相》，2017，页105-107），2001年至2011年之间，非劳动雇员、技术性劳动工人的职位的工资增长率不超过5％，而非技术性劳动工人更出现负增长12.4％。

这种期望的落差，导致青年对前途感到失望。这种向上流动的问题，以及上文提到的住屋问题，不就是物质问题吗？

实际上，虽然香港青年不再成长于物质匮乏的环境，但他们从来没有放弃物质生活，反而追求更好的物质生活。上一代与新一代对物质的态度的差别，与其说是追求物质与否，倒不如说是追求物质的方式不同。

上一代人的成长环境，相对来说仍然是处于自由竞争阶段的资本主义，各项营运成本开支较为低（尤其是港英殖民政府对劳工制定极其薄弱的保障），市民比较容易积累财富，阶层向上流动的机会相对较高，他们感觉不用透过政治参与就能够获取物质。

然而，新一代的成长环境极为不同。虽然物质条件比以往大为改善，但资本主义已经发展至垄断阶段，工资的低增长、高昂的租金、人力成本的上升，以至于产业结构的失衡及严重的贫穷悬殊，导致新一代产生“富裕中的贫乏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