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例风波”：民主、自由、人权？

现时还未完结的“修例风波”，有大量青年参与其中。很多国际媒体及政客赞扬青年为捍卫民主、自由与人权而参与抗争。上文提及的学者沈旭晖，就将参与示威游行以至暴乱的青年说成是追求后物质价值的世代。

然而，整场风波跟民主、自由、人权等后物质主义价值完全无关。起初，整场风波是围绕着《逃犯条例》修订而引起的。反对派利用香港人对内地司法系统的不信任（恐共恐中心态），透过诉诸恐惧的方式，激发市民对《逃犯条例》修订的抵抗。

试回想一下，当时反对派制作的宣传，都是围绕着条例对人身安全的侵犯及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例如，反对派恐吓市民，只要逃犯条例修订草案通过，日后只要发表过批评中央政府的言论，就会被罗织罪名，并移交到内地受审。反对派妄言，中国内地出现的食品安全及工程施工质量问题将会在香港成为常态。

此外，反对派指出，修订草案通过后，香港的司法独立亦会因此而受破坏，导致美国取消香港的独立关税区地位，导致大量外资公司撤离，外国亦会向香港发出旅游警示，损害香港的旅游业，造成大规模失业及股市下跌，香港的经济将受到严重打击。

由此可见，反对派所宣传的，都是集中在市民的人身安全及经济生活。换言之，是针对着市民的生理需求及安全需求层次而提出，而非什么后物质主义价值。

当然，还有很多因素促使青年参与“修例风波”，详请可参考笔者之前发表在观察者网的文章《一个香港青年看“香港青年”》。

回到本节开头关于“揽炒”的问题，要与整个香港玉石俱焚，不是“后物质世代”的最佳例证？然而，所谓的“揽炒”，并非出于什么高尚理想的追求，而是一种“鱼蛋论”（例如我的鱼蛋没甜酱，我不要加，而要让你的鱼蛋也没有），因为青年得不到理想的物质生活，所以认为其他人也不能拥有。换言之，“揽炒”只是出于一种原始、丑恶、野蛮的妒忌心，与后物质主义价值完全无关。

实际上，笔者不止一次听过身边参与暴力示威的朋友说，因为“缆炒”能够破坏经济，使楼价、物价大幅下降，他们就能以低价购买房屋及其他消费品，所以才支持及参与暴力示威。

整场修例风波所展示的，并非对后物质主义价值的追求，而是对内地的恐惧及仇恨。由起初对内地的不信任，逐渐发展到对内地政府、民众，以至对整个中国的仇恨。多少内地人及拥有爱国立场的人士被暴徒殴打？多少内地企业或被视为拥有爱国立场的企业被暴徒打砸抢烧？还有无数国旗、国徽被涂污、破坏及焚烧，中联办门外甚至被喷上辱华字句。这一切展示的，都是赤裸裸的仇恨，而非高尚的理想。

这种对中国的仇恨，早在2009年就开始被反对派煽动起来。当年的“蝗虫论”，不就是指责内地来港新移民及双非孕妇将从香港人手中掠夺医疗、房屋、福利、学位等社会资源，以及指责内地旅客抢走奶粉等日用品吗？换句话说，对中国的仇恨，根源在于香港人对物质生活的重视及不满。资本主义造成的资源分配不公，其不必然导致青年反对资本主义。在意识形态影响下，往往会被引导到不同方面，尤其是针对世代及族群，逐渐形成极右排外民粹主义。

五、被忽略的历史——政治条件：上一代与物质主义的关系

从后物质主义视觉来看，成长于物质匮乏环境的上一代，都会信奉物质主义，并追求社会稳定，因而反对破坏社会秩序的政治运动，甚至形成政治冷感。然而，这种视觉并不足以解释上一代的价值取向。

上一代成长的环境，除了物质匮乏之外，亦是殖民时代。港英殖民时代无疑是独裁体制，体制内外普通市民均难以参与政治活动（体制内，上世纪80年代以前只有市政局有选举，选民门槛亦非常高；体制外，警察镇压力度非常强，集会游行受到严重限制）。

更重要的是，港英政府推行“去政治化”教育，使市民的公民意识及政治参与意欲相当薄弱，导致上一代普遍形成政治冷感。殖民主义所形成的历史——政治条件，却在后物质主义理论下被严重忽略。

此外，同样在物质匮乏的年代，香港的大学生已经积极参与各种社会运动，运动当中除了出于物质利益的诉求（1973年“反大学加费”运动、1974年“反加价”运动、1975年“反电话加费”运动等等），更多的是出于追求理想主义的信念（1970年“争取中文成为法定语文”运动、1971年“保卫钓鱼台”运动、1973年“反贪污、捉葛柏”运动等等），但为何没有人将这些“火红年代”的青年称为后物质世代？青年的价值取向除了受生活环境影响，是否有其他因素发挥着重要作用，例如教育？后物质主义理论就缺乏相应的解释。

图自维基

六、为何总要将香港青年标签成为“后物质世代”？

首先，当然是提高青年的优越感，激化世代与族群矛盾。将青年标签成后物质世代，将青年塑造成不吃人间烟火的纯洁形象，而且将青年理想化及浪漫化，认为青年追求民主、自由等后物质价值，显示青年不是出于自身利益，而是为了整个社会而行动。这就能赋予青年高尚的道德性，将青年的行动说成是“无私”及“正义”的。

这样一来，青年在社会运动的所作所为，以至是违反法律、危害公众安全的恶行，在后物质主义理论之下，都变成追求后物质价值的“正义”行为。比如说，沈旭晖将参与“修例风波”的青年说成是“后物质世代”，试问四处打砸抢烧、围殴、向人淋泼易燃液体并点火，甚至用石头砸死路人，这些暴行跟追求后物质主义价值有何关系？

与此同时，香港的中、老年人，以及内地人被标签成追求物质主义价值的群体，将追求物质视作为肤浅、庸俗、低层次的需求，甚至贬称上一代为“港猪”，只求温饱不知荣辱，借此突显香港青年的进步性。

事实上，将马斯洛的需求理论用金字塔图表来呈现是极其错误的。本来，马斯洛认为，人类的需求虽然分为五类及五个层次，但这些层次并非有先后之分，五个层次的需求都能够同时对人发挥作用。

由此可见，生理需求应被视作最先的层次，但并非最低级的层次。物质是人们赖以生存的必要基础，即使物质生活变得丰裕，亦不代表人们能够弃物质于不顾，能够不吃人间烟火，转而追求后物质主义价值。而且，如上文所述，后物质主义不等于能够脱离物质，更不等于反物质。所谓物质/后物质的区分实为模糊，后物质主义价值本来就包含着物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