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上一代面对的绝对贫穷环境不同，新一代面对的是相对贫穷。青年认为，单靠个人努力而无法更改善自己的物质生活，经济发展亦不见得有利于他们获得更美好的物质生活（“涓滴效应”失效），因此他们选择透过其他手段及渠道去获取更多的物质，而政治参与则是青年最热衷的手段。

在青年看来，无法争取更多物质的原因在于社会资源分配不公，而政治则牵涉资源分配与权力，因此青年欲透过加强政治参与去获取更多资源。他们相信，上一代已成为既得利益者，甚至在政经结构上掌握大权，操控整个游戏规则。因此，他们只好在政治领域上与既得利益集团争夺权力。

这种情况，就如托洛茨基对青年的看法：“年轻人对于他所生活的那个社会，时常会感觉到不满。他总以为他能比老一辈的人干得更好。所以年轻人老觉得他们是进步的—―可是他们对于进步这个词了解却是有所差别的。”

“这里我们找到了真正心理的动力。年轻人觉得被人给排斥在外；老年人占据了所有的地位，而年轻人却找不到出路来施展他们的才能。他们之所以不满，很简单因为他们坐不到司机的位子。一旦他们自己坐正了这个位子，他们的激进主义便消失于无形了。”（《论学生与知识分子》）

需要注意的是，青年参与政治活动以争取更好的物质生活，并不代表他们参与的社会运动都与争取更多资源有关。很多时候，在虚假意识形态的影响下，社会运动所主张的都看似与争取物质生活无关，而矛头亦非指向真正阻碍青年获取更好的物质生活的元凶。这种不满的力量往往被反中意识形态引导到错误的对象，但归根咎底，这种不满的确是源于青年对物质生活的不满足所致，不论他们高举的口号或追求的价值是否表面上与物质无关。

四、一场误会：后物质主义价值中的物质性——案例解析

有人会质疑，在上述社会运动中，青年的确高举民主、自由、人权等后物质主义价值。在“修例风波”之中，青年甚至高呼要“揽炒”（玉石俱焚），宁愿破坏经济繁荣，这还不能证明青年是后物质世代吗？

然而，将后物质主义价值与物质分割，甚至视之为反物质的价值，是极其错误的。 “物质决定意识”，后物质主义价值本身就包含着物质主义成份。以下笔者将会抽取“保育”、“民主与普选”及“人权与自由”三个后物质主义价值去分析它们所包含的物质性。

“菜园村运动”：保育？

自2006年保留天星码头运动开始，香港爆发多次以保育为旗号的社会运动，其中以2009年的菜园村事件最为人熟悉。

事源当时政府及港铁公司为建造广深港高速铁路，准备清拆菜园村，以在当地兴建列车停车侧线及紧急救援站。事件引起了村民及保育人士的不满，要求“不迁不拆”。保育人士则主张本土主义及反发展主义，反对兴建高铁，指责高铁工程破坏“本土生活”，并宣扬一种农郊悠闲生活的乌托邦式愿景。从表面上来看，这场以保育为目标的运动，正是以“后物质主义”价值为核心的新社会运动。

然而，学者邹崇铭与韩江雪指出，虽然这些新社会运动注重抽象的价值，但最终这些价值“都难免要面对现实利益分配的问题；譬如菜园村要拆抑或不拆、应赔偿多少等”（邹崇铭、韩江雪：《这一代的郁闷：从消失中的香港到世代之战》，2015，页62-63）。很多人只聚焦在保育人士的口号及行动，认为他们的主张都是后物质主义，但运动之中最核心的一群是菜园村村民，而村民有着切身的物质利益关系，例如商讨赔偿金额、安置方案等等。

即使是保育人士的主张，亦并非脱离物质。学者许宝强认为，菜园村运动及其他以保育为目的的本土主义社会运动，实质上拥有着强烈的阶级政治性质：香港的财富及资源分配两极化，导致低下阶层的日常生活被干扰及挤压，而菜园村运动的争议则在于“空间资源使用与分配的倾斜”。

因此，保育人士所主张的反发展主义，并非抽象的、后物质的“本土主义价值”，而是对物质分配及物质生活的不满及仇恨。与其说他们反对发展，倒不如说是反对他们觉得自己无法享受的发展，而这种心态在本土主义包装下，往往会转化为族群矛盾。不要忘记，菜园村事件爆发的同时，正是“蝗虫论”兴起之时。无论如何，这种以保育及反发展主义为思想的运动，的确充满着物质性。

菜园村运动，图自维基

“雨伞运动”：民主与普选？

2014年，香港的反对派为了反对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香港行政长官普选和2016年立法会产生办法的决定，以及争取所谓的“真普选”，号召示威者于中环、金钟及旺角等地违法堵路。

普选本来是政制民主化的重要元素，包含着民主价值，但反对派口中的“真普选”，并非单指一人一票的选举，而是拥有公民提名的选举。反对派之所以坚持公民提名，说到底就是要求一个确保反中央人士能够成为行政长官的选举制度。换言之，“真普选”只是打着“民主”旗号，实为与中央争夺管治权的手段。

退一万步地说，即使我们视普选为后物质主义价值，它本身就包含着物质性。长期以来，普选被宣传为解决所有问题的万能药，尤其是针对社会资源分配不公的问题。

2007年，由民间人权阵线及反对派议员发起名为“争取普选，改善民生”的大游行，号召市民反对当年的行政长官选举。他们主张当时的选举模式是“不公平及不公义”，会产生亲商界及财团的行政长官，导致香港社会出现严重的贫富悬殊及“地产霸权”，基层亦缺乏最低工资及退休保障。他们主张，只有透过争取普选，改变现有的政经结构，才能真正解决这些问题。换句话说，普选并非如表面上那般“后物质”，它本身就包含了争夺资源分配权力的物质性。

以至于民主，亦同样包含着物质主义性质。反对派议员张超雄在文章《没有民主，哪有民生？》里充分解释了民主所包含的物质主义：“没有民主的社会，民生问题也每每解决不了，一切只以当权者的喜恶行事。经济继续发展，社会继续贫富悬殊，医疗、教育、房屋、环境、空气污染、人口高龄化等一大堆问题则继续拖。民主，最终是为了改善民生。没有民主，哪有民生？”

张超雄认为，民主的目的是为了改善民生，即公平分配资源。可见，即使是民主这种后物质主义价值，它都充满着浓浓的物质性质在内。

深入地说，民主本身就并非抽象的概念，它拥有着实在的阶级性质，如列宁所言：“只要有不同的阶级存在，就不能说‘纯粹民主’，而只能说阶级的民主”，而阶级又是建基于物质的占有而构成，并围绕着物质利益而对立甚至进行斗争。可见，民主这个后物质主义价值充满物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