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我们认为，越南政府通过外国直接投资的技术溢出效应来获得技术进步的政策，导致国内企业的技术发展水平并不足以具备国际竞争力。与其他东亚国家相比，越南电子工业的发展速度低于韩国。韩国电子工业大约用10年时间完成了技术发展三阶段中的前两部分（实施、吸收、改进），而越南电子行业则用了20年时间（1996-2016）。二十年后，越南的电子工业仍远未进入改进阶段。

事实上，到2017年，越南电子工业的发展阶段与马来西亚和泰国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发展阶段相似。通过对比东亚两个一流的新兴工业化经济体（韩国和台湾）和两个第二梯队东南亚新兴工业化经济体（马来西亚和泰国）的治理体系，可以发现，由当地企业驱动的东亚经济体和由外国跨国公司主导的东南亚经济体，此二者在部门治理制度和公司行为上存在着明显差异。在马来西亚和泰国这种以外国直接投资为主导的增长模式中，其缺点在于外国直接投资飞地与经济的其他部分之间缺乏联系，而这一点在我们对越南电子工业的研究中也有所体现。许多发展中国家面临着鼓励外国直接投资公司超越飞地生产的问题。尽管存在这个问题，但事实证明，外国直接投资是越南电子工业的一个有效的出口机制。

虽然政策干预的目标是通过跨国企业在经济中的溢出效应进行学习，这似乎是合法的，但政策实施机制再次降低了预期的积极影响。政府为跨国企业提供了有利的待遇，却没有迫使其担负让国内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的责任。跨国企业规模巨大，有能力与政府谈判，为其投资争取到了更好的条件和待遇。

此外，由于投资许可权的下放，越南中央政府对地方的决策几乎没有发言权。权力下放导致各省之间相互争夺外国直接投资，从而削弱地方政府对跨国公司履行其义务的监督。因此，越南电子工业的发展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政策的制定背景和执行过程限制了该行业的发展。

由于越南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固有的分散性，以及政府无力根据发展议程协调其工业计划，旨在提高产能的政策所带来的好处被抵消了。具体而言，在支持工业发展和融入全球生产网络方面，越南政府缺乏实质性的政策支持框架，公共和私营部门在决策制定与执行过程中缺乏合作。

在第一个时期，政府向国有企业提供租金，随后，外国企业通过与国有企业合作而受益。在随后的阶段，鉴于贸易自由化的压力，政府制定了对外国公司的直接租金，并附加了一些条件，但没有明确的执行机制来监督外国投资者的履行情况。因此，租金从国内企业转移到了外国企业，这也是越南中小企业发展不太成功的原因。

此外，政府所提供的激励措施是不对称的，外国公司得到了许多激励措施，而本土中小企业却没有得到相应的待遇。例如，与本土企业建立联系的外国企业有权获得奖励，然而，与外国企业缺乏联系的本土企业却没有。从本土企业的角度来看，在全球生产网络中做生意是困难的。为了向全球企业供货，本土企业要满足较高标准，这需要更多的资本和熟练劳动力。与此同时，当地私营企业由于规模小，在吸引资本投资和熟练劳动力方面难以与外国企业或国有企业竞争。没有政府的支持，他们很难做到这一点。

越南政府也没有强制执行租金条件。穆什塔克·可汗认为，租金必须附加“条件”。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虽然越南政府开始就技术转让进行谈判，以换取给予跨国公司的租金。但是，跨国企业与政府之间达成的向当地企业传播技术和管理能力的协议并没有得到执行。从分析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当地企业需要外国公司的技术和专业知识的支持，而租金可能是为了对这一过程进行补贴而创造出来的，但设想的转变并没有发生。

研究结果表明，以国内企业之间、企业与世界市场之间的联系为重点的产业开放政策，为越南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很明显，经过30年对贸易和对外国直接投资的开放，越南的电子工业有了显著的发展。

然而，该行业现在仍由外国企业主导，而国内企业的技术发展有限。越南国内电子工业发展受限的原因之一是政府挑选赢家的问题。在贸易自由化的早期，国有企业比其他类型的企业获得了更为优惠的条件（即土地使用权）。后来，跨国公司获得了比国内企业更优惠的待遇(即较低的公司税率)。

我们认为，外国直接投资不会自动提升东道国的技术能力，在缺乏必要的政策框架来约束外资部门的情况下，对外国技术和良好制度的开放，不足以促进经济转型和持续增长。政府需要将关注点从对赢家(部门、行业、企业和其他组织)的一次性选择转移到对选择的错误进行检测和纠错上。解决方案是，通过各种公私合作，设计出一个可以发现和纠正错误的机制。

在1996-2006年期间，政府对外国直接投资的管理出现了权力下放的现象，不同省份在争夺外国直接投资时，往往提供不同的非税收激励措施。越南电子工业的案例表明，一个无效的激励机制会导致一个缓慢的学习过程，从而脱离低工资优势。根据此前研究，马来西亚和泰国两个国家提供了基础设施和激励措施，但很少直接参与企业的活动，而越南政府仍然在国有企业的活动中担任董事。这就造成了不同类型所有权的当地企业在获得激励方面的不公平地位，而这又部分地归因于缓慢的学习过程。

我们对越南政府使用的无效激励机制的看法，并不意味着忽视政府在发展过程中创造性学习和纠错能力。事实上，政策微调是越南近年来在电子工业和整体经济方面取得高增长率的部分原因。如果越南采用更为有效的激励机制，该行业本可以充分发挥其潜力。

具体而言，如果越南在引入租金条件方面像泰国和马来西亚一样熟练，国内企业和劳动力的能力可能会得到更大的提高。泰国和马来西亚在加入WTO时，从2000年代初开始便被要求禁止正式使用当地成分要求（LCR），但它们巧妙地间接引入了LCR。马来西亚政府利用税收优惠政策鼓励跨国公司投资培训国内企业员工。这些公司可以进行新的投资，以升级其培训设备或扩大其培训能力，因为提供技术和职业培训的公司有资格获得10年100%的投资税减免。

2000年，泰国政府为响应WTO的规则，取消了当地成分要求，从而放开了该国的汽车工业，并从2002年开始实行选择性的产业政策，以吸引外国直接投资，扩大汽车及相关零部件工业。政府通过对在泰国市场上广受欢迎的车型进行开发，以寻求打造国产汽车品牌，并将其成功与财政政策联系起来，例如为特定类型的车型提供消费税减免，从而创造了一个特定的市场。同时，政府还通过与一些当地成分要求挂钩，为生产商及其供应商提供公司税豁免。东盟部分行业提出跨国公司要加强当地劳动力培训的计划，以帮助其提高劳动力技能，例如与日本政府合作。这些方案为国内生产商提供了间接保护，允许它们根据其当地成分比例获得各种经济利益。这些政策在WTO的规则框架下不一定是非法的，而这似乎是泰国汽车零部件行业发展的成功因素。

南宁国际会展中心及周边建筑，新华网资料图。

相比之下，越南选择严格遵守WTO的规则，废除了《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议》，但没有引入替代措施。这可能是因为越南不想冒险使用替代措施，防止其市场经济地位被否认，这是越南在WTO规则下获得平等待遇的关键要求。我们对越南促进技术发展的政策与其他东亚、东南亚国家政策的讨论巩固了此前的观点，即不同的发展中国家在提供机会的租金类型和寻租结构方面可能有所不同，而这些差异则受到它们不同的社会规范、习俗和动机的影响。

结论和影响

历经30年的市场化和贸易自由化改革，通过给予投资奖励以吸引外国投资者，越南的电子工业有了显著发展，并成为越南的主要出口创汇者之一，为制造业增值和就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然而，在技术进步方面，越南的电子工业取得的成就相对有限。与韩国和台湾相比，越南当地企业推动了赶超进程，但类似于马来西亚，跨国公司在越南的电子产品生产和出口中占据了主导地位。许多国内企业能够生产供国际品牌使用的零部件，但却无法打造自己的品牌。

我们认为，市场和贸易自由化改革本身并没有为越南电子工业的国内企业带来预期的技术升级。要做到这一点，需要对政策进行仔细地设计、分析和协调，以确保在履行义务的同时给予奖励。简单来说，越南采取的以租金为基础的政策措施，没有得到应有的实施。

对于政策制定者来说，我们建议在设计以技术发展为目标的经济政策时，应谨慎挑选赢家。不应将所有权作为奖励标准，私营企业应该得到与国有企业、外国直接投资企业同等的待遇，激励措施需要有实施的条件并得到执行。政府不仅要促进、推动和保留外国投资，还需强制外国直接投资公司与国内经济的其他部门建立联系。通过更多地承认外国直接投资公司的重要性和参与其决策过程，将外国直接投资纳入到本国技术基础发展过程中。

更重要的是，我们建议政策制定者要开发出一种公共治理机制，使私营和公共之间的对话重点从对赢家（部门、行业、企业和其他组织）的一次性选择，转移到对选择的错误检测和错误纠正过程（并相应关注治理）。决策者和企业之间的对话，对于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至关重要。